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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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两三个月以后，何应钦顺水推舟，将二十九军又调回察哈尔。中央军留在平津一线，商震的晋军调驻保定。8月，宋哲元带兵到察哈尔，冯玉祥带着手枪团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佟麟阁到北平香山兰涧购买了三间农舍，流连山水，读书写字，摄影照相，研究易经，如不抗日誓不出山。现在佟的旧居已经易主，据说由一个卖熟肉的个体户买下，围起高墙，里头盖了三层楼，楼顶养着恶犬，大铁门终日紧闭，俨然一个保密机关。据说里面还有室内游泳池，不过只是据说。佟麟阁的三间后屋新主人还将它修葺待留，总算对得起这位抗战名将。佟将军的欧体功夫甚深，墨宝至今尚有流传。不过这是后话。
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