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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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烧饼夹肉”式的演习，枪响也不是回事。如若枪弹落在对方阵地，而有所伤亡，那可另说。这回枪响只是引起日方一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就是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
“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执行任务返回时，在黑暗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二一九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三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时间：7月8日晨2时以前。
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驻平津最高指挥官秦德纯（当时军长宋哲元回山东乐陵）的回忆：
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
1937年7月7日……
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
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一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开枪之事，双方均未造成任何伤亡，甚至子弹落到何处都不知道，和听了一阵鞭炮差不多。志村菊次郎走错了路，又走了回来（另一说，志村小便，去了20分钟，我们姑且按走错路说法）。事件再没什么可延伸的余地，下面该中方赔礼道歉膺惩肇事者了。不行！
秦市长回忆：
“……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大概寺平代表，害怕进城困于缧绁，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
“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代表进城，进城的工作就是调查，调查什么？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
（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双方代表，唇枪舌剑。时间是8日凌晨4时50分以后。
在这之前，凌晨4时，牟田口联队长已经下达战斗命令如下：
“……一木大队长在凌晨4时许，从前线打来电话，并特地要求牟田口联队长亲自接电话……电话中请示说：
“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
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
于是联队长斩钉截铁地命令说：
“被敌攻击，当然还击！”
他又避开话筒，独自嘀咕道：“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在前线的一木少佐似乎也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又叮问一声：“那么！开枪可以吗？”
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
（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
1937年7月8日，上午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一木大队长向牟田口联队长请示的含意，即是请牟田口大佐负起挑起中日大战的责任。牟田口不在乎这些，像腌过的老咸菜一样，牟田口浑身的细胞都像被中世纪的武士精神腌渍过了。后来牟田口调到印度支那战场，他已经提升为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了，日本已经面临战败，牟田口还不顾他手下的所有官长反对，宁可将所有官长撤职，还要一味地进攻。可见1937年，将牟田口放在北平，也算“权而用其长者”。
7月8日，北平的雨季开始了。凌晨5时30分，北平地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宛平城内外朦胧在漫天而下的雨水之中。
城内军民紧张地行动起来，在抢构掩体工事和运送弹药。
一木清直大队长，已经得到牟田口的“尚方宝剑”，在这大雨开始之际：5时30分，下令向宛平城攻击。
第十四章 宛平城血战
1937年7月8日晨5时30分，日方谈判代表尚在宛平城内，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开始用大炮轰击，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首先炸毁了营指挥部，继之轰击城墙，并击毁城东顺治门城楼。
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声明：
“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徜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同时二十九军军部发出命令：
“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在这之前，凌晨3时半，二十九军司令部得知日军主力向卢沟桥方向前进时，秦德纯曾指示宛平城守军：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同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也来电命令“扑灭当前之敌”。
宛平城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起还击，士兵们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有效射程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向城上阵地的部队运送弹药。
日军进攻的枪炮一响，正在宛平城内与日方调查谈判的王冷斋县长便严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樱井支支吾吾地说：
“开枪或出于误会，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
宛平城的战斗打了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还在原阵地不动，未能进前一步。樱井等登城“调查”，见对日军非常不利，以调解为名，手持白旗，要求日军停止射击。
此时大雨还在如注而下，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雨水冲洗着战地硝烟，宛平城随之慢慢地清晰，依然屹立在永定河畔。
团长吉星文曾感慨评议说：“这次士气的旺盛，较前喜峰口作战时尤甚。因为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