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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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肉过多，拉稀、要求出恭。在奔厕所的路上，每过一单杠，还要求引体向上三次，几乎将大便拉在裤裆里。
入厕，厕外站一哨兵，大吼一声“骑马蹲裆”。原来每入厕必须骑马蹲裆式，头露在土墙以上，哨兵站在墙外能够看到。稍支持不住，哨兵就会大吼“骑马蹲裆”。
发四书五经白话解袖珍本，人手一册。要求装在上衣口袋中，随时翻阅、背诵。
｛｛8月×日｝｝
发歌本，包括：《八德军歌》、《悔改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行军歌》、《站哨歌》、《吃饭歌》、《国耻歌》、《睡觉歌》、《起床歌》。
最可笑的是《悔改歌》，歌词是：“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好像入小学的蒙童，对我们大学生简直是复古的启蒙灌输。
《起床歌》必须鼓起中气去唱，否则像在庙里念经，你看这歌词：
“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国耻莫忘了，将来练得学术高，复兴民族显英豪。”
睡觉前还要唱《睡觉歌》：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外患方多，卧薪枕戈，人人振作奋勉，努力工作，不可懒惰，救我中华民国。”
我们向团部提出，这像山村民歌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一脉相承。我们要求驱除鞑虏的战歌！终于同意。但找不到作曲和词作人。
｛｛8月×日｝｝
军阀吴佩孚讲《春秋正义》。
｛｛8月×日｝｝
宋军长在操场集合全体官兵讲《大学》、《中庸》，并指出这是委员长的要求。
《大学》、《中庸》能救中国？四书五经能救中国？学兵要求讲科学救国，民主救国！
｛｛9月18日｝｝
今天是国耻日。
今天只吃一顿饭，每个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
朝会中，学兵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学兵唱着《国耻歌》回营房，大家躺在自己铺上，凝神静思，深刻反省，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晚，大家正躺在铺上，队长进来通知，丰台与日寇发生冲突。学兵都跳下铺，要求去支援丰台。长官说，等待命令。
……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人所共知的“西安事变”，史书都冠以“震惊中外”，这话不假。
在日方不断挑衅，我国军民抗日情绪日趋高昂声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迅速地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散播开来。对于国仇家恨方殷，思乡心切的东北将士，尤其具有莫大的鼓动力量。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都大声疾呼：
“誓必收复先人故土！”
15万东北部队呐喊着：“打回老家去！”
你去叫他们剿共？
事与愿违。
先是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要求中央支援，实际上是要武器弹药的支援，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央军开入山西，待红军退出山西，中央军也赖着不走了。这已使阎锡山耿耿于怀。
再者，陕西省改组，以生活腐化或违法吸毒为借口，淘汰了一些西北军的（指杨虎城部，杨部原属西北军）旧干部。任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感到中央在削减他的势力。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感到“剿共”进度迟缓，不辞辛劳，先太原，后洛阳，再飞到西安，坐阵指挥。
张学良求见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张大加斥责。之后，张再见蒋，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加严厉斥责。11日，张学良的特别助理黎天才求见蒋，又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还不悟。军心已变矣！
固执是人所难免，小人的固执不过是鸡零狗碎的事，大人物的固执，涉及到国家命运。不管怎么说，固执也是凡人的品格。
“震惊中外”，其震惊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关东军本来想在绥远再动手脚，“西安事变”把他们震呆了。日本官方估计，中国亲日派政府（指以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的日本留学生政府）将遇到空前危机。中国少壮军人也效仿日本“下制上”。这些少壮军人可能要和日本人玩命了，而且会得到中国举国支持。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通电全国，并专电通知各地重要将领如：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李宗仁等，并专门与陕北的周恩来联系，要求到西安共商国事。形势相当严峻，举国关注。
第十二章 宋哲元回乡
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学联组织“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声援绥远抗战。
北平当局善意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与学生对话。宋哲元准备到场。
在学生队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车与学生队伍相遇。
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宋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高呼：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学生说：
“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当晚，张学良电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事”。
13日，宋召开高级将领幕僚会议。
宋作了最初的应付：
一、即日电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务请保护委员长安全，国事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
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共党包围而叛变。
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
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
13日、14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同意他们的戡乱主张，但不公开指责张、杨。
后来，通过派员赴南京了解到何应钦等企图以武力讨伐张、杨，乘乱夺权。
冯玉祥力主政治解决，遭严密监视，冯暗派邓签三、韩多峰北上，转告宋小心说话，宋悟，求以政治解决。
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大规模内战将一触即发。
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
“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
“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
“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
“……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
“……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
“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
“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