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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8.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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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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