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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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亚，首级是表现战争勋业或者义念的好工具。历史及文学书中随处可见，战争胜利以后是以斩首级数记功的，至于说义念的表现则是在艺文中得以最充分的展示的。但这只限于古典作品如戏曲说部中，在现代是很罕见的。比如李玉在其名剧《一捧雪》中所写仆佣替主人去死的故事，围绕人头的审案，前后情节的展开表现了人物突兀的品格。这出戏在文革前评价颇坏，因为它被看作是宣扬了奴才性、奴性主义，替主子效忠陨命的没落封建意识。
　　类似的戏剧不少，比如程砚秋编演的《青霜剑》，演烈女子申雪贞为夫报仇的故事，最后申雪贞在用家传短剑斩获仇人首级后到其夫灵前祭奠哭诉，随后自杀。这是华人表现个体突出品格的一贯手法，即对于死亡的不屑。从这里看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是偏向于义念的爱情的，即但凡情都是放在义的层面上的，只有这样方才见得有个深固不移的基础。这当然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表现精神高度的机会，故而西方的文艺就显得亲切平易一些，即更接近日用。比如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只展现爱的苦味、纯洁与不幸，使人落泪、同情，但并不强化义，因为西方的传统是比较单纯偏重性爱的个人性的。中国戏曲中，同女子突兀的个人品格相比，男子只是浊臭的皮囊而已。当然也有表现男子汉悲壮感情的戏，像盖叫天早年编演过的《乌江恨》，安排虞姬自杀后项羽割下其头衔在口里搏杀突围，表现楚霸王的性格，及男子汉粗犷的感情，造成死生共命的效果。盖叫天文墨不多，但对演艺有坚实的直觉基础，可见人类的蛮性及残留一旦在艺术中蒸馏，很快便净化或者升华。但如果与此相反，要假借它来增强文艺作品的刺激效果，作为加大官能性感受的一重造作手段，在审美中又被默许、接受，则意味着无论是作者还是欣赏者都隐含有新蛮性搏动的动机，这是心志不完全的快感要求的反映。
　　然而，激烈的富有高强刺激的手法在义念的表现中却显得极为平常，虽然有震撼效果，毕竟人化的人文与较单纯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文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成念的作用，义的行为无论具有多么大的强酸碱性也不足为怪，这是否可以说义念乃艺术中更突兀的东西呢，即生命中的第一要义在于苟义。
　　有一出老戏叫《战蒲关》的，俗称《吃人肉》，故事很简单，刘秀的大将王霸被围绝粮，于是想用自己爱妾的人肉犒军，但自己却又不忍下手，于是派仆人前往。家佣难以启口，王妾看出因由，追问出实情，毫不犹豫地自杀，仆佣亦随之自尽，王霸遂用二人之人肉犒军，大打胜仗。可以说表现义念的一方都是非凡的人，而要求别人尽义的则没有一个不是混蛋。割肉饱人的故事还有介之推与晋公子重耳一部，后来有《焚绵山》一剧，可见表现义念是中剧中惯见的题材。
　　人是观念的动物，因而也多概念禽兽。记得孟子有一句名言，说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有以道殉人者也。人可以杀身成仁，但杀身成仁的时代也一定是天下大乱无道的时代，即牺牲者、英雄辈出的世界一定不会是什么光彩的世界。就像孔子说的，必也无讼乎，再好的法律，也赶不上用不着法律即可治理。孙子讲善之善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见中庸文化的普遍要求，在于博大而平易。激烈的义念表现，献身，或可以说是一种杰出难得的精神，但这种东西并不值得人去推重，无极而太极超越都应当是没有楞角的，至于那种犀利与尖锐，至多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所以无论是性格还是人格，似都应当放到这一层面上去讲说审视，方不失其从本然意义上来讲应具备的那种完全性。
　　中国人是观念的动物，在这一层上较比其他民族程度更为强烈，相形之下西人传统上只是信仰的动物，这里就有信念与信仰的不同了。虽然在文学中有那种信仰与爱情人性的尴尬选择，深在的矛盾与冲突，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表现宗教的更为高贵，并不具有纯粹伦理的神圣，所以一般恋爱题材便不在义念下讲说。尽管现代人对宗教有一种抽象的辩解，与精神上的承认，但那只是制度崩溃后人心中的残留。应该说在传统时代，当人们以自己或他人生命的标示——头为义念的酒器的时候，他们是会沉醉于其间的；而一旦义醉的时代过去之后，人们从中醒来，就会视其为溺器。对宗教正是这样，在信仰崩塌以后人们便将其作为溺泄之具，尽其污染之能事，大凡观念的下场都是这样。这是人类共同的故事。比如说献身题材，现代都市的嘻皮相声文学只会在里面撒尿，因此古典作品实际上是作者的义醉，而现代都市文学则表现作家的溺醒，西方讲信仰的危机，东方讲人文的遮蔽，其动机则都是企图从人心上来挽救，这一施用了上千年的方法，在当今将又作何新的翻用呢。
　　（附记）其实头器入诗可以在古代文人的诗作中见到，如明朝张岱的《月氏王头饮器歌》就是咏头器的，诗云：“单于帐中夜击缶，脑骨腥红捧在手。糊模醉眼不分明，但令胡姬满斟酒。胡姬斟酒浇淋漓，厉鬼号啕帐外吼。脑中酒热骨自鸣，无人知是强王首。自恨生前错用人，封疆既失头颅走。夜台安得范亚父，伸出老拳撞玉斗。君不见六陵冢上理宗头，五国城边盛溺溲。”涨溲即小便。张岱这首诗大概是借古事咏明亡之沉痛，假头器抒发对历史的情绪的。

　　重读赵丹的遗言

　　
　　——赵丹逝世二十周年祭
　　？　向继东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曾在戏剧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的兴趣。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赵青在书中说，一九八O年九月三日，赵丹在北京医院作了外科手术，但晚了，胰腺癌已扩散到肝部，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到医院看望赵丹，并与他长谈。赵青描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胡乔木当时是否说了这些话，无从考证；但赵丹说的话却是可以查证的，因为白纸黑字，有赵丹的文章在。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一九八O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十月十日，赵丹就去世了。据赵青说，此文是经胡乔木转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似可信，不然，这样的“直言”不一定会在党报发表。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赵丹还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一九六O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终于没拍成。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拍片三十二部，而一九五O年至一九六五年仅拍了八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O年正是赵丹人生的黄金时段，而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一片空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O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真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十月十四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