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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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永远也不可能乘坐“一人学问”之船抵达彼岸。我们都拥挤在一条船上，船就要倾覆。一条船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躯体，更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思想。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与指纹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人，天生就懂得坚守自己的思想，愚笨的人亦如此。人的思想远不像人的身体那样容易能被征服、被俘虏。司马迁的身体被征服了，但他还是在《史记》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朝的不满；李贽的身体被俘虏了，但他还是冒死喊出了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强音。“一人学问”，即使百分之百的正确，也还是要和众人的思想发生龃龉，因为一人想不到的问题，众人会想到，想到了就势必要表达出来。在这种场合，要想保住“一人学问”的地位，只有压制众人的思想。思想专制于焉而生。
对于人来说，开发学问资源应该适可而止呢，抑或是多多益善？我以为答案是后者。既然人对物质的需求没有止境，那么，为什么要限制人的精神需求呢？！我们永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占有了全部学问。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一点点挖掘这些学问。一个人一个脑、一张嘴，无有例外。只不过有的脑更善于思考、嘴更善于讲话而已。那么，善于用脑用嘴的人与普通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差别当然很大，但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无限地夸大它是违反事实的。试想，一个人是一个小包容，世界是一个大包容，以我们一个人的小包容去装载世界的大包容，那怎能装载得下呢？但以我们人类之和去装载这个世界，即使装不下全部，最少可以比一个人多装些。
也许有人会反诘：一百个傻子的智慧之和并不一定比一个智者多。此话固然有道理，但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智者能否用其认知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把他一个人研究的成果提供给全体享用。我以为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人脑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就拿孔子来说，距“全知全能”就相差甚远：对于信仰（信仰乃是重要的认知方式）他几乎是一片空白，既不知人为何要信仰，也不知如何去信仰；孔子不懂让人同时受制于“机制”与道德比单纯受制于道德效果更好的道理，因此他一生都奔走在伦理的单行线上；孔子不了解欲望是我们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最根本的推动力，因此他从未研究过如何引导欲望的问题；孔子不晓得人除了应该接受文化的约束，还应该保持相对完整的人格与自主意识，应该有一个自我主宰的空间；孔子不明白道德不惟取决于修身养性，也取决于社会公正；孔子对公正的理解是“均”，但他不知道不解决“寡”的问题是均不起来的；孔子主张精英政治，崇拜周武王与周公旦，其实只有万机决于公论的政治才算得上理想的政治；孔子虽聪明，却未洞悉到竞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车轮……
我这里丝毫也没有苛求孔子之意，这些本就是两千年前的人难于把握的问题，然而，倘若现代人还是一味拘泥于儒学，拒绝给这个世界以儒学之外的说法，就十分可怜与可悲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变化的节奏明显地加快了，知识更替的周期在不断地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是固守某一学说，将一个学说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只能受到历史的嘲弄。
当然，把儒学一棍子打死也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把它视为文明之树上的一个枝杈。学问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尚且无完人，学问怎可能十全十美呢？从美学角度看，十全十美就不美了，诚如谚语所说“人无疵不可交，书无瑕不可读”。美表现在参差不齐的交错与变化之中，真理产生于正确与谬误的交锋之中，孤立的美不存在，孤立的真理同样难以存在。
文明之树非常奇特。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枝杈，永远也不可能明晰地分辨出其主干。一切枝杈都依附在主干上。主干承载的是宇宙的源头、人类的智慧以及把世界铸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各种法则。它变化莫测，神秘无比。如果它被我们清清楚楚地窥测到了，我们从此就再没什么事情好做了，人，也就失去了尊贵的价值。造物主既然造出了人，就得让他有事可做，让他们保持尊严。人的价值并不表现为歌功颂德，恰恰表现为独立思考。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培育出自己的慧眼，使自己看到哪怕一缕文明主干放射出来的熠熠光辉，看到这一缕光辉，就足以使我们手舞足蹈起来。惟其主干模糊混沌，惟惚惟恍，时隐时现，可近而不可及，才对其充满了好奇心，必欲究其极而后快。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好奇心，人的创造与生命才不会完结，游戏才能够一直做下去，并做到永远。也就是说，窥测文明主干，并非圣人的专利，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分辨孟德斯鸠与亚当·斯密谁更伟大些，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不，毋宁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健全法制与促进经济发展孰更重要些。孟德斯鸠在法学方面有所建树，斯密在经济学方面有所建树。但他们都不是无所不通的大师，只是理性之树上的一个枝杈。西方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枝杈”的繁茂。他们没有为“一人学问”建立如同儒学那么辉煌的殿堂，没有把某一大人物“孤立”起来。如果说亚理士多德在一段时间充当过学术泰斗角色的话，那么文艺复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绝对的权威。在这几百年间，对人类做出过贡献的西方思想家如灿烂的群星，数不胜数。而中国，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却以孔子一人之智慧与西方成千上万人之智慧抗衡，以“一人学问”与“众人学问”对垒，中国惨败并受人欺凌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与西方，寻求真理的途径大相径庭。西方的每一个有价值的学说都是经过激烈交锋之后才被确立起来的。其中有些知名学者至今仍在被批评。比如达尔文与尼采，就已经被批评了一百多年，他们的学说至今仍不能完全定论。这才有利于钩深致远，究理穷道。众多的人参与到治学中来，而且参与的方式是批评，而不是阿谀逢迎，无疑，这乃是寻求真理的正途。中国也有批评和争论，而且出现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无论在力度上还是在持续性上都难与西方相伯仲。纵然“一人学问”也并非绝对只是一人的事情，也有众多的人参与，但众多的人并不是以对立面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多是“一人学问”的卫道士。儒学经历了传播衍变的过程，并出现了诸如二程、朱熹等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些人除了把“一”进一步推向极至而外，并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他们所做丝毫没有改变“一人学问”的基本性质：一家之言、一花独放、一种思路、一个模式，其要害在于一个“一”字。“一”代表孤独、死寂与静止，依靠“一”是生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的。只有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碰撞才可能出现火花；只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拥抱才可能激发出爱情。惟因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是对立的（一个主张此，一个主张彼）才碰撞出了火花；惟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对立的（一个人是男人，一个人是女人）才激发出了爱情。
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中国不惟与西方迥异，就是与近邻日本也有很大差别。日本从未产生过类似于儒学的学问体系。王仁将儒学传到日本之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确实不小。但是，日本只接受了儒学之表，并未接受儒学之里，未把儒学当作懿范加以颂扬，更未因一家而去排挤百家。证据俯拾即是：儒家的政治学说主张革命，君主腐败了可以由贤明者取而代之，但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基本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儒学主张“克己复礼”与“修身养性”，但日本人并不靠这一套维系人际关系，靠的是他们特有的集团主义文化；儒学不信鬼神，但日本几乎全民信仰神道教；儒学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视特殊的人际关系，日本恰恰相反，他们更看重一般人际关系；儒学强调家族，而日本人更重视地域共同体，他们把集团看得比家庭还重……总之，指导日本人认识世界与处理问题的理性准则几乎没有一条是出于贤哲圣人之口。日本也出了林罗山等名儒，但其影响，较之孔子，远不及其万分之一。正因为日本无“一人学问”当道，所以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才一蹴而就，很快就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幕府势力根本没有像样的反抗。中国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则遇到了来自于“一人学问”的强大阻力，维新在这种阻力面前显得那么孱弱，以至于没怎么挣扎，就胎死腹中了。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没有包袱，轻装前进，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用先进的文明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当然，没有绝对权威，大家都来参与治学也会产生一些麻烦，那就是难免鱼龙混杂，甚至出现混水摸鱼的伪学问。不过，真学问并不惧怕伪学问。因为在自由争鸣的场合，并不是依据权威之言轩轾各种学问之曲直高下，而是依据道理确立是非的。伪学问最终总会被筛汰掉的。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丑恶的事物，但幸好在丑恶的上面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法则，那就是邪不压正。这个法则乃是人类希望之所在。不管需要经历多长时间，只要阔步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与之做彻底的告别，是非之争总会尘埃落地，理性的华光总会显现出来，真理的葩蕾总会绽开姿容，吐透芬芳。反之，如果仅仅反省“一人学问”的具体内容，仅仅批判其缺失与谬误，并试图转而寻找另一个没有缺失的、完美的“一人学问”，入主殿堂，取代旧主，文明就只能在这个殿堂中打转，独享冰冷的“一”带给我们的那份冷凄高远的孤独。
也说毛泽东诗词
——与周泽雄先生商榷
？ 张 鹄
《说说毛泽东诗词》（《书屋》2000年第1期，以下简称《说说》），确乎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奇文。作者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巧运灵思，力排众议，对长期以来被赞誉得无以复加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了透骨剔髓的解剖，使之由飘渺乎神坛，倏地着陆于人间诗坛。读这样的文章，真使人眼界大开，获益匪浅。
不过，学术论文也同审美创造一样，难得尽善尽美。细读《说说》，觉得某些具体分析尚存在一些可议之处。兹不揣冒昧，试述数端，以就正于周泽雄先生和广大读者。
如何鉴赏文学作品，鲁迅先生认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而坚决反对那种“从衣裳上撕下来一块绣花”的“摘句”法（《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是的，文学作品是个有机整体，鉴赏者当然要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它，方能得其精髓。文艺鉴赏中鉴赏者势所必然要抓住作为思想感情载体的某些字句，然而，在优秀之作里，这些字句就像人体内条条血管都通向心脏一样，都一定会间接或直接地表现作品特定的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