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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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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生命是如何白白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与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也许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是个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则均未能摆脱自我折磨而不得不检举揭发的窘状。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无非是程度上的差别,或者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在这方面,舒芜之所以不能被原谅,乃是因为他是在并没有遇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仅仅以思想选择的理由,就放弃了传统的交友之道,主动反戈一击,把挚友路翎以及胡风等,晾到了炙热无情的阳光下。无论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否在他的预料之中,都不能改变他的主动出击这一事实。而主动与被动,在我看来,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格检验的关键所在。
  杜高与他的朋友们,处在与舒芜当年完全不同的境地。他们已经被视为敌人,已经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度日如年。他们必须不停地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这种被强迫写检举揭发的苦痛的。他们不得不把朋友的问题详尽写出,甚至专案组更希望能够扣上屎盆子、尿盆子,这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杜高等人的命运不正是靠这样一些材料来决定的吗?杜高是在几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感慨万分自可想象。那么好的朋友,那么熟悉的人,都在无奈地写出揭发。真实的或者片面的甚至虚构出来的故事,如今都在故纸堆里尴尬地望着杜高,而杜高眼前浮现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他理解他们,就像他们也理解他一样。在那样的情势下,谁又能有比这更好的做法呢?他们毕竟生活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毕竟摆脱不了时代加给每个人的局限,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如此这般留下这样的文字。
  在尴尬的历史中,又有几人不是尴尬的?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愿意公开他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就像公开自己的交代一样。他深知,无论健在的或者早已故去的朋友,会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经过去,教训却应该留给未来。这教训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包括每个当事人曾经有过的尴尬表现。
  现实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愤愤然发表议论,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处置检举揭发材料问题上,杜高恐怕会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无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终他决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尴尬毫无掩饰地公布于众,让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
  四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做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我所愿意做的,无非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让更多的人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对其中所呈现的文本予以归纳和划分,这样,便有可能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政治运动史乃至当代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如此而已。
  终于写完了想说的话,历时两年的整理工作也终于全部结束。整理过程中,二十世纪一天天走过,渐渐变为过去,新的世纪也在人们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唤中渐渐走近。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世纪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
  现在,新世纪终于来临了,我的看法依旧,还是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向前走去。这也是我为何一年来,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仍然看重与杜高夫妇的合作,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世纪交替之时予以完成。
  最后,我得再次感谢杜高夫人李欲晓女士为整理这批档案所付出的劳动。她带着探究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阅读、整理,从那一张张破损的纸页上,细心辨认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没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这一捆史料也许永远会被束之高阁,默默地躺在纸箱里继续发黄,发霉,腐烂,直到完全无从辨识的那一天。

  关于革命及其他

  
  ——观《切·格瓦拉》片想
  ? 卢周来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朋友一再推荐下,我赶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找到黄纪苏先生,观看了《切·格瓦拉》(下称《切》)一剧。此前,我已听说由此剧引发的争议已列入二○○○年思想界十件大事之一,我也看过别人对此剧做过的不少好文章。但我还是有不少想法,却因为难成体系,故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一)我的一位学者朋友说,《切》剧有一个缺陷,就是人物处理简单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将人物脸谱化一贯是作为国粹的京剧的传统,红脸就是忠,白脸就是奸。《切》剧作者这样做是有传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缺陷,恰认为这是编剧的有意为之。《切》剧作者也说,“舞台上的人大体分做正反两类,正则场场皆正,反则场场皆反。一以贯之的是本质,所不同的是化身,就仿佛日照千峰,月印万江。”
  我的理解则是,有一段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演艺,我们的确将人物简单化,也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于是,我们反思,反思后,将人物搞得极其复杂。尽管看来这符合现实中的人,但让我们很累:坏人让人恨不起,好人让人爱不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罪恶时,我们却发现找不到谁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想要斗争,似进入了“无物之阵”。
  《切》剧作者在这场反映斗争与革命的剧中,重新将人物脸谱化、本质化,恐怕有这种考虑。但我又不认为这是简单地回到“文革”时期对人物的处理,而是基于反思基础之上的再反思后之举。
  我想起在学校里老师常这样教导我们:读书分三个境界。第一种境界,书由厚读薄;第二种境界,再由薄读厚;第三种境界,重又由厚读薄。我还记得有一个所谓修禅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看待人与人性的问题上,我们许多人还在第二种境界:即由原来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简单划分,进入好人也不是好人,坏人也不是坏人之境,即所谓人性是复杂的;而《切》剧也许进了一步,在看人的问题上已臻入第三种境界吧。
  (二)在讨论格拉玛号到底要不要启航时,剧中的反对者反复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人与人之间际遇的不同,是天定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你的反抗就是违背历史规律之举。或者套用“文革”时常批判别人的一句话:“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最后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就我自己的认识,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潮流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碾碎了一些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像胡志明、格瓦拉等等这样的“与历史对着干”的人物后,资本又重新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因而,与资本的斗争的确是“还没看到地平线的远航,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不合比例的对抗。”“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是孤岛对汪洋,是新生儿对四千年,是热诚对历史,是愿望对现实,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大漠荒滩。”所以,我丝毫不隐瞒自己绝望的情绪,尽管为一些人所讥笑。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去琢磨历史的大势,可以去投靠历史的机缘成就自己,可以漠视历史车轮下被碾轧的受害者的苦难,但独独知识分子不能。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使命就是进行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批判,以防止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强势话语对其他话语构成压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恰恰是要反潮流的。
  再者,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具体的人的自由的尊重与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者应该知道,以什么“永恒的人性”、“历史的规律”为借口,以什么“历史代价”、“改革成本”为借口,掩盖我们这个社会中每一桩具体落实到弱者头上的苦难,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
  也许我们与格瓦拉一样,是绝望中的反抗,反抗的也是绝望,但我们不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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