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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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在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了，我变了一个人。
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地忘却它，绝不再回想，但它却仍要不时地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了我的意识的深处，提醒我不要忘记是一个有罪的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五十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教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先后化为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地重新找回被迫失去了的自我。
附：留在纸上的苍凉
——整理“杜高档案”随感
？ 李 辉
一
得到“杜高档案”，完全是意外收获。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苍凉是挥之难去的感觉。
是在几年前，从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我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十、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它们如何流散出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得到它们时，我正在写黄苗子、郁风传和一篇关于“二流堂”始末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正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到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一九六四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却是杜高的档案。
与杜高我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八十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杜高与他的渊源关系。一九八五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与他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的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一九五七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
二
“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我是突然之间写出这个词的。
这些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在各类文章中出现，尤其在回忆类的作品中，它已经成为几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汇，因为，恐怕没有一个人曾经远离过它，与它毫无关联。不可能。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录、研究著作，多年来时有所见，并且出现过一些颇有见地和分量的个案研究专著。但把历次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来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当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二十世纪已经被视为过去的今天，人们有理由期盼这样的专著问世。
毫无疑问，在历史审视的过程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当然是围绕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进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风气和习惯，大发宏论颇为盛行，因为它常常能于振聋发聩之间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仅仅限于笼统而概括地发发议论，而缺少对历史档案的挖掘，缺乏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分析，这些议论很可能只是匆匆过客，过眼烟云，并不能把历史研究真正坚持下去，使其更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科学性，更接近历史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它们建立在当年的史料和个人笔记基础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越来越看重个人日记、信件等民间记录在解读历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它们比较起来，像杜高这种经历的人的个人档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把历史的令人颤栗的真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带一般叙事作品的个人主观色彩，更无虚构成分和编造成分。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在回忆录中、在史书中读不到的历史细节。
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过程中，我曾听说当时胡风案发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反胡风运动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从“杜高档案”的“一九五五年肃反部分”中，我才亲眼看到由田庄所在部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田庄专案组送交的田庄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接受者则为“剧协五人小组”。另外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由“艺术局五人小组”批转剧协。除此之外，《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使我得知，当年不仅仅只是成立所谓“五人小组”，还有专门的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机构。这份材料是由内蒙古党委送交中央有关部门的刘复之，然后由刘复之转发中国剧协，因此，材料上落款为：“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所盖图章则有两枚，一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从图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除“五人小组”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十人小组”，其成员构成待查。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其实未必准确。更何况中国之大，历次政治运动涉及面之广，远非轻而易举之间就可以把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者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认真、艰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获。从这一角度来说，杜高档案之类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
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在我看来，具有非凡的勇气，他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钦佩。他知道，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而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生命的某种展示。
检讨、交代与相互揭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当事人必不可少的任务。不过建国初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参与者大多还是侧重于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贬低。许许多多从国民党时代走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谁都需要过好这一关。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最初的关口面前徘徊过，迟疑过，但最终也都宣布愿意抛弃“旧我”，告别过去，创造一个“新我”。读五十年代初的报刊，举目可见都是类似的标题和文章，这毫不奇怪。
和后来政治运动中受难者的检讨、交代相比，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恐怕还算得上和风细雨，更多的是自述性质的自我批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撰写萧乾传的过程中，曾在他那里读过他写于当年的自述，基本上是细细回忆成年之后历年的活动情况，偶尔添加几句自我贬斥的话，其语气和程度，尚属平淡，远没有达到后来往自己身上猛倒污水、自我蹂躏的地步。即便如此，今天看来，这样的自述仍可以视为“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文尔雅和和风细雨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政治运动中严厉无情的批判。到了此时，检讨与交代密不可分，而交代的内容也无限地扩展，从思想认识到历史问题，从大的政治态度，到私生活的细枝末节，说得越详尽越好，自我贬斥得越厉害越好。一个目的，让当事者被自己的错误与罪行压得喘不过气，让当事者把自己贬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样，主事者的英明与正确便不言自明了。情形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所谓的与人为善、对历史和对个人负责的说法，早已成为无稽之谈，个人的尊严、信念乃至命运，就在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高压之下扭曲变形。批判与改造，便这样在庄严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这几年，已经读到过不少个人检讨的汇集本，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我也曾受黄宗英女士的委托，整理过赵丹文革期间在狱中的交代。这些史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暗角中的文本特色，生动表现出来。虽然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但文字背后那种精神被蹂躏、灵魂被鞭挞的痛楚，却是相似的。而当我读“杜高档案”时不仅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的情感不断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