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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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馈：边境上鸟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梁成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
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万历六年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470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得“长定堡大捷”。结果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等，不亦乐乎。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敌人来就来么，还带着牛羊干什么？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准备，怎的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向有关边镇督抚透露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此后加了小心，若干年里未敢再次犯混。
从明末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谋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浅显唐诗，包含着与国运相联系的真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滚滚车轮总是要踏着一些冤魂前进的。
千载悲歌皆如此。
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极富战略头脑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时，高度赞赏，说“江陵能尽人之才”。
对两位的器重，张居正曾多次对人剖白，所自己从中并无私人好处，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为国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之如子弟”，“奖提爱护”。
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又被弹劾，致仕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同一年郁郁而终。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卤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万历二十九年，时年78岁的老将军又被启用，重回辽东，边境立刻安定。又干了8年，共在辽东称霸20年。后以93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给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这一点，李成梁做的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努尔哈赤已小有势力，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坐大。
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关系还是很默契的。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什么负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的“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装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今天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错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里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重病。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式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