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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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疑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仆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给事中”，官名挺怪，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给事中是负责抄发章疏、稽察违纪渎职的，其权颇重。虽然只有从七品，小芝麻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又因做事荒谬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