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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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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是十部儒“经”:1。《孝经》;2。《诗经》;3。《书经》;4。《礼记》;5。《易经》;6。《春秋经》;7。《论语》;8。《大学》;9。《中庸》;10。《孟子》。
    第二部分是十部儒“纬”:11。《春秋繁露》;12。《中说》;13。《通书》;14。《近思录》;15。《二程遗书》;16。《象山全集》;17。《朱子语要》;18。《朱子全集》;19。《传习录》;20。《阳明全集》。
    编者《前言》说:“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义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
    这里有不可不辨的偷梁换柱。众所周知,孔子前半生学而优欲仕,在鲁国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到处求仕,最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地返回鲁国“整理国故”,不仕而教,编定《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教材——当时并不叫“经”,后世儒生欲自高门户,才奉为“六经”。此儒门“六经”加上宋儒朱熹选编的儒学“四书”,正好十部,可惜《乐》亡于秦火,因此只有“四书五经”,没有“四书六经”。为了调制“十全大补膏”,编者凑上了这部浅陋至极且为害甚烈的《孝经》。
    编者公然以《孝经》顶替亡佚的《乐经》,不加解释地称为“六经”,使不求甚解者误以为这就是孔门“六经”。而且整部《诵本》都按时间顺序排列,惟有这部《孝经》例外,越过“四书五经”,被置于《诵本》最前。这部“持外卡”补入的儒学伪经,甚至享受了唯一全文入选的最高待遇。古代经学家曾长期相信《孝经》为曾参所著,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并非曾参亲撰,而是曾参学派的作品,成书时间约为汉初。可见即以时间而论,《孝经》也不配列于群“经”之首,而该列于最末。
    编者为何一字不肯割舍地把儒学伪经《孝经》置于群“经”之首加以顶礼膜拜?因为这是编者宣扬的御用儒学的真正基石。中华皇权专制固然由秦始皇开启,然而能够创世界纪录地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不变,皆拜此书之赐。汉承秦制,但为秦始皇开创的皇权专制加上了一个根本性的外包装,就是“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所以汉代诸帝除汉高祖刘邦外,庙号中均有一个“孝”字。“汉文帝”、“汉武帝”均为简称,全称是“汉孝文帝”、“汉孝武帝”。《孝经》被汉代帝王列在孔子手定的“五经”和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之后,钦定为儒学第七经——实为儒学“正典”之外的第一伪经。
    从此,曾参的“孝”替代孔子的“仁”,成了儒学的第一关键词。由“孝”推演出的“忠”,又替代了孟子由“仁”推演出的“义”。有真价值的先秦“仁义儒学”,就这样堕落为毫无价值的“忠孝儒学”。汉代以后,《孝经》始终被历代帝王视为“皇冠上的宝石”,先后跻身唐代钦定的儒学“九经”和宋代钦定的儒学“十三经”,唐玄宗甚至亲自捉刀为之做注。然而历代大儒深知这部被帝王视若珍宝的儒学伪经毫无价值,因此《孝经》成了“十三经”里注家最少、引用率最低的儒经。国学大师吕思勉仅用“《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八字,就把它打发了。
    这部宣扬“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儒学伪经,其根本要义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这种既无尊严更无个性的谨小慎微的“孝子”,正是孔子痛恨的“乡愿”,孟子怒斥的“德之贼”。《孝经》不仅是不“必读”的儒学伪经,而且是根本不“必读”的中华文化糟粕。
三、糟粕领衔的御用儒学
    既然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经”如此鱼目混珠,对儒学糟粕《孝经》珍若拱璧,那么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纬”由儒学糟粕《春秋繁露》领其衔就毫不足怪了。
    继曾参学派的《孝经》导致了儒学的乡愿化以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导致了儒学的巫术化,而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导致了儒学的御用化。从曾参到董仲舒,先秦儒学的发展方向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了:打着“孔孟之道”旗号的儒学,已经彻底丧失了“君子儒”的真精神,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儒”(孔子)。曾参和董仲舒不仅是先秦的“君子儒”劣变为秦以后的“小人儒”的儒门罪人,更是皇权专制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华罪人。
    当然,历代儒生中始终存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君子儒”,比如宋儒就开出“诚”、“敬”等新的关键词,试图使一再劣变的儒学重新优化,然而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理论支持下,中华皇权专制愈演愈烈,因此宋儒的卓绝努力和良苦用心终于未能有效扭转儒学乡愿化、巫术化、御用化的堕落趋势,连宋儒的新儒学也被再次御用化,朱熹选编的《四书》成了八股取士的钦定教科书。因此古典中国最终没能走上“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的进步之路,而是走上了“哲学时代→宗教时代→巫术时代”的衰退之路。先秦时代与其他优秀民族不相上下、各擅胜场的中华文化,在御用儒学的主宰之下,两千年来日渐蒙昧,日趋衰退。
    读经论者爱说儒学属于中华文化之“正统”,更爱说儒学在中华教育史上最为“权威”,然而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并非凭借精深学理、通过百家争鸣才脱颖而出,而是投靠专制皇权、通过压制异端才独霸天下。倘若读经论者稍有儒门祖师所说的“知耻近乎勇”,这种以强权为后盾的“正统”和“权威”怎么还好意思提起?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进呈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条陈以后,御用儒学确曾独霸中华思想的“正统”“权威”两千年,直到帝制灭亡,然而所有的“君子儒”无不以儒学的御用化为耻,羞言“正统”和“权威”,只有“小人儒”才会对使儒学“阔过”两千年的董仲舒顶礼膜拜,无限怀念那失去的好地狱。
    两千年中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为专制辩护的御用儒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糟粕,而《孝经》是儒经中的糟粕,《春秋繁露》是儒纬中的糟粕,因此由这两部糟粕中的糟粕领其衔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根本不值一读,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董仲舒以后的御用儒学依附于权力的帮忙、帮闲、帮凶性质,更找不到“日日新”的真儒精神,连最低限度的“与时俱进”也没做到。
    看到蒋庆先生为《诵本》所做的广告:“不欲读者,也应购来沐浴焚化,权当烧纸烧,必有甚大法力。”我不禁大笑。看来董仲舒的巫术儒学,确实是一种源远流长、法力无边的发愣功。若非董仲舒阴魂附体,实难想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会有人说出如此搞笑的胡话。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发愣名言中,只有“焚化”二字最为可取。
    “文化保守”原本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生于古典中国日渐远去的现代,我也有难以释怀的“文化保守”情结。长期以来,我对鲁迅的主张“不读中国书”颇有腹诽,对胡适的鼓吹“全盘西化”更不赞同。
    古典中国博大精深,不朽经典汗牛充栋。文化保守主义者理应保守本国文化之精华,而非保守本国文化之糟粕。倘若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学识荒陋之辈、不辨香臭之徒,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就会令中华文化蒙羞,甚至会使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浩劫后正在日渐康复的当代中国,重新走上衰退的老路。
 
 
 
“堆泥游戏”何时休
? 王文元
 
    “学术”本来是“学性”与“术性”的总称,合在一起用来表示创新的思想性或创新的旁证价值。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本文只论人文学科,不涉及自然学科。
    就人文学科而言,自从学问问世以还,逐渐走入两途:一条路径是创造性地做学问,把本没有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或把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以飨社会——是为“学性”;另一条路径是做学问的“学问”,将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学问添枝加叶,让宗派之下生出更细微更具体的宗派(间或揭示前人成果中未被发现的新价值)——是为“术性”。毫无疑问,“学”在前“术”在后,“学”是根本,“术”是枝叶,只有“学”的基础牢固才能让“学术”之树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从而使“学”与“术”相得益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学”比作生产粮食,将“术”比作加工粮食(将粮食做成各种可口食品)。固然两个工序缺一不可,然而不可否定,“粮食”比“粮食加工”更基本,更本源。只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才谈得上加工成各类精细美味的食品。
    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走的是“加工粮食”的路径,对“生产粮食”则漠不关心。加工技术甚精,从事者甚众,然而“粮食”却严重地匮乏。这是至圣先师孔子立下的规矩(“述而不作”),是破不得的。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其实孔子自己不仅“作”,而且作得相当好。一部《论语》,创造性浸透始终,闪光点俯拾皆是。他的思想表述兼备文史,不拘一格,时而深远闲淡,时而激昂奋厉;内容则参差变动,无迹可寻,追溯文武,钩深索引,雕刻物情,细致入微。无论以何为议题,孔子都是心平气和,中庸不偏。孔子做学问,既无旁征博引以壮声势之举,亦无拘文牵义琐碎考证之功。至深至难的问题在孔子那里都能化繁为简,让读者茅塞顿开。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使用的却是生活化句式,未露“做学问”之窠臼。
    如果孔子的后人皆效法孔子的治学精神,则中国成为创新大国、学问之邦庶几有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后人趋之若鹜地选择了“加工”的途径,他们以孔学为原材料,阐释孔学,借助于孔子之学“露才扬己”,却鲜见继承孔子治学精神者。中国绝大多数朝代都尊孔子为圣人,今人提及孔子仍仰而视之,以为他是中国教化之滥觞,学问之典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尽管中国人颂扬孔子功德人品,却并不效法孔子的“真心治学”(权以“真心治学”概括孔学特征)。特别是当孔学演绎到三代(荀子)之后,情况骤变,孔门的学习路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孔子的后人开创了一条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治学之路。简言之,这条路就是阐释、归纳与评述,以权威不可动摇为前提,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前人学问的基盘之上,绝无另起炉灶之“野心”。换一个比喻,如果说孔子之学是思想创造的话,孔子之后,人们争相做的不过是往孔子这尊泥塑上面再多堆些泥,将其做得更宏大而已,形成了千万人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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