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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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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下了油锅了。
    《梁父吟》里,李白是这样写的:“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辞,两女缀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摩楚汉如旋蓬。狂生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加上毛的四句:“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合起来,似乎比较全面,既写了他的生,也写了他的死;既写了他的成功,也写了他的失败。虽然如此,却引起了我的疑问,郦生之火烹,是由于韩信不听话造成的吗?这个结论未必成立。
    郦食其和陆贾是刘邦统一中国的两个说客(现在叫外交家),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太史公自序》中说:“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刘邦与郦食其的会面,最早见于缺失的《楚汉春秋》,据说为陆贾所记,附于《新语校注》:“上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问:‘何如人?’‘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嗔目按剑曰:‘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新语校注》183页)
    司马迁的《史记》搜集到更多的材料,把这次会见写得很精彩: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攻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
    郦食其以严辞折服了刘邦的傲慢,使一个流氓气十足,在儒冠上撒尿的刘邦对他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请他为统一中国出谋划策。随后,他以里应外合的方式,为刘邦取得了陈留的控制权。后来又为刘邦策划,据荥阳敖仓以号令天下。郦生说:“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他指出在那饥饿的年代,谁占有粮食谁就有获胜的希望。他还要他弟弟郦商引数千人归顺刘邦,“从沛公西南略地”。
    郦生最大的成功乃是以他三寸舌,说服齐王田广归汉朝,下齐七十二城。当时他把齐王田广说得口服心服,并保证:“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郦生纵酒。当稳操胜券的高阳酒徒与齐王举杯庆贺的时候,一切因韩信的兵临城下而改变。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烹汝。”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烹郦生。
    既然齐王已归顺,为什么韩信还要伐齐?是不是因为“韩信不听话”而导致郦生被烹呢?还是因为刘邦对齐王本来就是战争与和平两手,而把郦生作了牺牲品呢?这几天,我读了《资治通鉴》有关章节和《史记》的有关章节。《淮阴侯列传》对此记之甚详,亦《通鉴》之所本,从中可看刘邦手段之毒辣。传云:
    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以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淄……
    由此可知,毛所加之续诗“不料韩信不听话”并不准确。伐齐正是刘邦下的命令,他并未下命停止,不伐齐才是不听话呢!再,伐齐在前,说齐归附在后。刘邦使用是战争与和平两手,郦生被牺牲了。
    说“韩信不听话”不准确还有一个证明,就是韩信伐齐成功之后,并未受到刘邦的责备和处分。《郦生传》记载:“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郦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这多少表达了刘邦某种忏悔和补救的心态,也说明“伐齐”这出戏是他一手导演的。
    其实,历史上使用和平与战争两手政策的事例并不少见。唐初,东突厥屡次扰唐,后兵败求和,唐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抚慰之。东突厥可汗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颉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图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唐太宗乃派兵夜发,大破之。此事见冯梦龙所编著《智囊》一书。
    一生与线装书打交道、熟读《史记》、《智囊》的毛泽东,对“伐齐”的曲折过程及其心诀应该了如指掌,然而,他竟然吟出“不料韩信不听话”这样的诗来,似乎是耐人寻味的。
 
 
 
有没有毛泽东纪念鲁迅的两首诗
? 彭明道
 
    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的。据说毛泽东在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写过两首《七绝》。鲁迅诞生的时间,是1881年9月25日。毛泽东写这两首诗的时间,当是这年9月下旬无疑。两诗全文如下: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一九六一年
其 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 二
鉴湖越台名士多,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这两首诗,在毛泽东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发表过。我们现在能够读到它们,是因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抄件”,将它们编入了《毛泽东诗词集》(下称《文献本》)。诗的内容,第一首涉及“左联”五烈士事件,第二首却只是写到鲁迅的家乡,与鲁迅本人无关。
    但根据笔者研究,这两首诗的真伪,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从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到四十年代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尊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党外布尔什维克”、“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等总共十顶桂冠,而且加在前面的“副词”一次竟有五个“最”。毛泽东是从不轻易对人使用谀词的,却独独将十项花冠戴到鲁迅头上。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中,应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了。更有趣的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已经被神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神坛”,成了当代的“圣人”,但对于“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仍旧坚持。1971年11月20日,他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由“第一等”到“第一个”,虽无本质的区别,却也有“排名先后”的差异呢。
    根据清华大学兰棣之教授考证,毛泽东评价鲁迅的基础和依据,主要是鲁迅那有如“投枪”“匕首”般的杂文。在《论鲁迅》这篇讲话中,毛引用鲁迅的三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给萧军的信》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都是杂文。1938年8月,最早的《鲁迅全集》出版,毛泽东得到了一套编号为五十八的“纪念本”,有可能更系统地读过鲁迅。从两年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来看,毛氏集中注意的,仍是鲁迅后期的杂文。因为,在此文中高度评价鲁迅的前提,还是以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那战斗性极强的杂文为根据的。因为他说,“鲁迅正是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圣人”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称赞最多、引用最多的,当是《阿Q正传》。无论是和人谈话,还是在党的会议上,他都可以随时拉出这个“阿Q”,用以谈论时事,臧否人物,表达思想。早在1937年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把那些将共产党奉行同国民党“互相团结,一致抗日”方针指责为“屈服、投降和悔过”的人,比作“阿Q”;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话中,他说“阿Q”斗争起来还算英勇,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上党八股;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说要将《阿Q正传》印发给大家,提醒与会的中央委员们不要像“阿Q”一样,自己的毛病别人说不得,一触即跳。
    毛泽东对鲁迅的旧体诗也是赞誉有加。他谈到过鲁迅的《湘灵歌》;多次引用过《自嘲》中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曾将鲁迅赠新居格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书赠日本朋友……但是,目前还未曾听说过他对“左联”五烈士事件,以及鲁迅为此写下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有过什么关注。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想将这些评价和这两首诗作个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出,诗中所言,与上述所引相去甚远。
    诗的题目“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这便有误。凡言“庆寿”者,“寿星”应是健在之人。但凡纪念逝去的古贤先哲、师长亲友的冥诞,只能用“诞辰”。人已辞世,于“寿”云乎哉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个常识水准以下的问题。提笔就闹出这种笑话的人,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吗﹖
    两首诗,第一首写了1931年“左联”五烈士事件,以及鲁迅为此写的“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诗;第二首写的则是他的故乡绍兴多出“名士”,与鲁迅没什么关系。两诗均与“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毫不搭界,文不对题。这在毛泽东的所有诗文中,也是难于找到先例的。
    再看看诗中那些平仄不调、词语不通、褒贬不明的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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