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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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头,不无遗憾。好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历史有太多的语焉不详。他所做的,是尽一个年轻学人的责任来保护和回馈历史。为写此书所付出的奔走、探访、求索,是一个继承者对许多逝者的致敬,同时,也是这个继承者获得的巨大遗赠。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陈夏红不会不知道,他的调查探究,思考写作,他的历史意识,正在慢慢进入人们的心灵,唤起记忆。
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沈 宁
(美籍华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
外祖父预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开始读法律专业。外祖父给我们讲过几个他读法科时的故事。显然是这些学生时代的经历,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晓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运动后第二天,第一节是刑法课,张孝教授是国家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学生都围着他,问他昨天发生的动乱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现任法官,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事后司法部总长朱琛先生对张教授讲出这八个字,非常不满,大加申斥。第二节课是宪法,锺赓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参事。他走进教室,把书放到讲桌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教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的风声。锺教授又抬起头,说一句:“我们中国……”他的泪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讲桌上,再也说不下去。全班同学声泪俱下。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时,外祖父发现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国日本法典为蓝本,就想学德日两文,得知德文难学,便赶紧学日文,以便能够阅读日文原著书籍。外祖父说,当时买日本法律书籍很方便。只须写信给日本东京丸善书店,指定书名,那书店便照单寄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邮局,由邮局将书名及价钱通知订购人,订购人到邮局付钱取书。用此办法,外祖父买到不少日本专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个小公寓,书架上的书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课之外,就在家里自修。
除读法学书,《宋儒学案》以外,外祖父大学三年级时,还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拉马克的《生物学》之类。当时在松公府,有个小书店,叫做共学社,外祖父常到那里去买些新书来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最觉有必要细读的一本书,是王星拱著的《科学方法论》,可惜读不大懂。
大学三年级过年前两天,北京的报纸出了十七个题目,征修订民法的文章。外祖父决定应征,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万字。高一班同乡黄先生也应征,外祖父便与他讨论。他看过外祖父的文章说:法学文章不可太长,要有条有理,简洁扼要。别人说十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说不清,说十句还是说不清。外祖父觉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缩成三万字,每段加小注,说明引文来源。改好以后,用小楷抄清,钉成一册,送到民法修订馆。
结果外祖父的这篇文章获得第一名,奖金是一百元。他用这笔钱,向东京丸善书店订了国际公法及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还有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当时中国银元价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二角五分,买书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畴博士的德国民法典英文译本,也只要银元一块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园(北伐后改称中山公园),参加湖北同乡大会,为了声援“鄂人治鄂”运动。因在京的湖北同乡推夏寿康先生为湖北省长,由周树模先生向徐世昌大总统推荐,已见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后,即往汉口。可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却保举政务何厅长为省长,拒绝夏先生过江到武昌就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湖北同学发动“鄂人治鄂”运动,其他大专学校亦有同乡学生参加。结果发生混乱,公园的警察来捉人,外祖父亦其中之一,可谓知法犯法。
外祖父要求警察不用白绳子套手腕,答应了,一路走到警察厅。司法科长把他叫到一间大厅,申斥一顿,随即移到地方检察厅。进入地检厅候审室,候了很久,检察官传讯,外祖父答复:到了场,没打人。也就算完事了。那时已是下午六点钟以后,警察带外祖父去找保。走了两三小时,才找到一个公馆保。外祖父取了保,回乃兹府。
次日清晨,外祖父到旗守卫去拜望王常甫先生。王先生是世交,外祖父以前常到他家去问候和谈话。这次事情不同,王先生是地方检察厅的首席检察官,外祖父是交保之中的被告。王先生的传达看见外祖父,不应门,更不开门。外祖父没有生气,非常钦佩司法官那样严谨和严正。
到四年级,外祖父除上课之外,每天到法律系图书室,读法律哲学的书,读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的一些英文书籍,并在自己公寓里读一些日本的法律书籍。同年修订法律馆将外祖父过年应征的文章,刊登在《法学会杂志》上,那对于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力的鼓励。
刚好从那一学年开始,北京大学法科改为四年毕业,于是四年级学生就面临毕业就职的问题。外祖父告诉我们,当时他有一个观念,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同时他也有两个希望:一是做法官就到杭州,二是做教授就回母校。原因是做法官,不能与律师往来,更不可与诉讼当事人接触,生活总是孤孤单单。所以要做法官,最好是到杭州,审理诉讼之余,就到西湖去走走,清清静静也无所谓。若是做教授,那就要到学术文化荟萃的北京,从此上进。
在北京的一个湖北同乡世交吴先生,曾做过高等监察厅长,有一次问外祖父:你毕业后如果教书,想教什么课?外祖父回答:教亲属法,因为那是冷门,很少人竞争。吴先生听了,说:你这辈子完了,教书不是好出路,教亲属法更要坐冷板凳。那年暑假外祖父从
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就到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去任教,教的就是亲属法。
本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就职,月薪不过四五十元,安庆法政专科给外祖父一百三十元,出乎意外,外祖父当然绝不可错过。那一学年,外祖父薪水不低,授课却也很不少。他担任四年级的亲属法和继承法两课,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商业行为法,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总括起来,平均每星期要教授十二小时的课。外祖父带到安庆一个皮箱,主要装的是几十本法学书,还包括他并不教的刑法和民法方面的书。参考资料不够,外祖父依靠订阅的日本法学协会杂志与国家法学会杂志,此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