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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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４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１２月１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一些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２００３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２００３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渭南市洪灾造成倒房近二十万间，危房十二万余间”，即使按以上标准，共需一点七亿元资金，省上拨了六千万元，仍有一点一亿元建房资金有待进一步筹措。此外，人们实在担心：“今年水灾这么大，明年还会不会再来？”〔３〕面对此况，我实在不理解，黄委会有关人员怎么好意思说“渭河下游”的事情，“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三门峡水电企业一年收入才两亿元，但仅关中２００３年洪灾损失就十倍于它，且尔后难免不再灾，试问哪一位工程师算不清这笔账孰大孰小？
其五，如前述，陕西和其他主要各方的结论，都没有要完全毁弃三门峡的内容，只是鉴于它实际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的几率接近千年一遇，复鉴于小浪底运用初期有四十多亿立方垫底堆沙库容的有利时机，京陕方案力主它应尽快实施全年空库敞泄。一旦有险，它当然还应发挥应有的防洪防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主管机构人员一再攻击完全毁弃三门峡的方案，一再突现三门峡防洪防凌作用，至少是无的放矢。说到底，“刺杀稻草人”，是为了坚持发电赚钱。
元人张养浩散曲《潼关怀古》叹道：“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上述官方和上层酝酿洪灾善后方案的过程和各方各种思路中，人们完全还可以发现，主要因“人祸”形成的洪灾对陕西公私财产权的大面积侵害及其赔偿问题，实际被绕开了。
百姓苦，何方顾？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陕西农民收入本来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百万灾民家产毁于一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行吗？应当说，不行。
显然，作为２００３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善后思路，陕西有关方面应支持（至少不能阻止）陕西公私受损者通过灾发地法院，依法且有序地向三门峡水电企业索赔，直到迫使它或改错，或破产，使水库空库敞泄，根绝来年再灾。
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哼，这是天灾，怎么能向政府索赔呢？！”
“哼，你这不是煽动灾民闹事吗？”
“书呆子！你这建议，谁都不敢采纳！”
这就是我的建议遇到的最初反响。我体谅陕西某些领导同志怕得罪了有权部门，对陕西争取相关款项不利的心理；我也体谅许多同志争取陕西稳定大局的好心，同时，我也深知党和政府对陕西洪灾十分关心，领导人多次亲来调研，又下拨款项，落实救灾，陕人不能以怨报德，应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问题在于一切均应依法。我的建议不仅不是对党和政府不利，反而是寻求依法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真正有效地维护陕西稳定大局的办法。人们不能再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搞“大批判”，故我在本文中仍然要讲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２００３年关中（尤其是渭南）洪灾，确有大雨不断与关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但不是纯粹的不可避免的天灾，而是被“人祸”加剧、放大了的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与天灾混合体”。这一判定，立基于对洪灾成因和历史的分析。
其一，目前，持歧见的三方都认同潼关高程的抬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二是关中水土流失严重所形成的渭河泥沙堆积。虽然陕西和黄委会在主因次因上有严重分歧，但无一方持“单因论”。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的研究结论，那么，也可推知：２００３年渭河洪灾的形成，原因在于渭河所携泥沙量过大引起的潼关高程抬升，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所引起的抬升相叠加，导致潼关泄洪能力大大降低，形成洪灾。而三门峡坝前水位抬升原因，完全在于三门峡水电企业要高水位发电以求赚钱。在这里，违法主体十分明确，且有财产可倚。因此，三门峡水电企业依法应对洪灾所致公私财产损失承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主因”、“次因”之争，在法律上的意义只在于确定赔偿比例。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结论，该水电企业也应承担所损额的一小半。
两个原因中的另一个，是关中水土严重流失，原因也含人为原因在内，但其违法主体无法确认，故法律难于追究，损失由灾民自担（如前所述，国家实际已为灾民负担了）。
其二，１９５４年，渭河流域特大降水但未形成洪灾的史实，可为２００３年小水大灾本可避免提供对比性佐证，即可为三门峡水电企业应担赔偿责任提供历史证据。有关数据至今还在，证明力很强，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其三，１９８４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只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害，才可免予承担责任”。非“完全”者不免，这体现着我国处理“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事件的一个原则。国内外均有大量“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中受害人索赔成功的案例，可确证陕西索赔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如今依法治国的格局中，可以肯定，渭南灾农不会轻易放弃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努力乃至斗争。当年，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努力史已为此提供了历史信息。
和如今三峡移民方略不同，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方略失误很多，不同程度侵犯移民经济权益之事最为突出。１９５５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近三十万人从被称作陕西“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