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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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陈其美担任都督期间，同清廷封建统治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举其大端，除募捐筹集军饷、加强军队训练外，还采取了许多如告示剪辫、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禁用毒刑等一些“破除旧俗陋习的措施”，作者称赞这些都“有力地触动了封建专制秕政”〔４〕；另一位研究者在文中作盖棺之论曰：“陈英士这位民国的上海第一任‘市长’的政绩，将永留史册，是不能抹煞的”，可是说到“政绩”，也不过是“倾全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反动势力几经较量”而已〔５〕。这当然符合评价历史人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但对一个不想把历史放进玻璃罩而是准备去触摸、感受的人，细节的缺失是无法忍受的，而且如果把陈其美和敌手抗争、发布新政文告等都算成不得了的事功，那袁世凯后来在民国总统任上的“政绩”似乎就更要大书一笔了。关于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细节”，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收有当时人写给陈其美的一封信，说陈氏“中秋节以后，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群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因公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同书还载有几位辛亥老人的回忆，同时提到陈其美“好嫖”，说是陈氏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６〕鉴于这些说法多半出自不喜陈氏作派的人之口，其真实性还可以研究。而我感兴趣的是，在后来一些称赞陈都督政绩的著作中，对此要么讳莫如深，要么草草带过，既然要以陈都督的政绩做文章，为什么对这些明显不利自己观点的说法不予以辨正并为前人洗诬？难道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主政一方的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而只有那些和所谓反动势力抗争的“大节”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总是用所谓几几开来评论人物，他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总能保持如水般宁静的心境，可是生活于历史现场的芸芸众生却无法超脱。也许对一个当年在陈都督治下的上海人来说，他们的“市长”和谁谁谁英勇抗争并不重要，然而如果这个“市长”好冶游、一意任用私人，那简直就等于天塌下来了。一位曾服务于中行的人回忆说：“沪军都督陈其美随向中行索取军费，宋经理以不合手续，予以拒绝。旋被车送都督府拘扣。事闻于司法总长伍廷芳，认为都督府非法拘捕，违反民主国法治精神，提出抗议。伍致陈函，曾编入《民国经世文编》，传诵一时。”查《伍廷芳集》，他与此相关的致陈函还不止这一封，如《为妄事捕逮咨陈都督文》、《与陈都督论清查与捕获之权限》、《为妄事捕逮再致陈都督书》。〔７〕另外一些当年的疑案，随着档案史料的更多披露也越来越清晰了。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遭暗杀，斯时不了了之，而在晚近出版的《张元济年谱》中已经明确指出夏氏招祸“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英士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后世闲坐书斋的史家可以心态从容地勾划陈都督的“大节”、“主流”，然后轻描淡写地带一句“当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也犯了一些错误”云云，一般人谁会知道这几句闲闲的话里面掩藏了多少小老百姓的血泪呢？
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指使蒋介石暗杀当时出任浙江都督呼声最高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此乃举世皆知的公案，不必细表。相对而言，在陶案之前，陈其美于都督府大堂之上枪杀曾参与南京光复之役的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的事件要动静小一点，其实两案相较，后者性质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陈氏用暗杀，虽手段卑劣，还自知为人神共愤，所以既要安排小兄弟潜逃，同时还要装模作样地“严饬缉凶”，而后者则是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公然了断了一个高级军官的性命。什么是“和尚打伞”，于兹概见矣。
“政党政治”中的陈其美
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十九世纪以来立宪政治的产物。谢彬１９２４年著《民国政党史》开篇就说：“政党之产生，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政党藉舆论为后盾，发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之本能，政府亦惟国利民福是求，不敢滥用权力，违反民意，始相制而终相成，而政党于焉兴起。”〔８〕而杨幼炯先生于民国时期写就的《中国政党史》则给“政党”下了个定义：“政党者，即国民各以政见、主义相结合，求实现其一定政见或主义之团体也。”〔９〕准此，说中国历史上被人以党冠名的清流党、东林党等等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其理自明。到了清末，从光绪中叶至宣统三年，清政府以立宪相号召，乃成为杨幼炯所称的“政党结胎时期”。但像这时的同盟会当然还只能算秘密会党，资政院内民选议员组织的宪友会要在政府的“关照”下活动，当然也不能算真正的政党了。那么民国肇建，以“共和”为体，政党政治是否形成了呢？
进入民国后，同盟会一变而为国民党，再变而为中华革命党，最后以“国民党”而定型，但考察其在大陆活动的前后历史，可以说国民党始终是畸形的“政党政治”中的“畸形政党”，始终不脱秘密会党的阴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说到谢彬先生所揭示的政党产生的两个前提条件，除此之外，窃以为一个政党的组织者、领袖人物是否具备现代政党政治中的宪政民主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同盟会诸雄起事之初从事的是掉脑袋的勾当，采取秘密会党的形式自无可非议，考察其是否具备宪政民主意识应该放在局势稳定的时候以及他们能够控制局势的地方。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临时政府究竟应建都于何处是双方一大角力点，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１０〕。吴玉章在其回忆中也说：“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１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后来临时政府以纠正过来的这个决议为名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北京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却嗾使部下兵变，并利用列强使团施压，给人一副非袁不能稳定北方的印象，这个时候，南京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新决议，即“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生无限之感慨，袁世凯、段祺瑞等反动军阀多次兵迫国会，孰知孙、黄等革命伟人也曾用“带兵来”威胁议员呢？近代中国，那些用手投票的议员先生们通过的决议向来是没有什么权威的，一句“带兵来”让一纸决议显得非常可笑，但如果有人带更多的兵来，这决议会马上有了约束力也未可知。这就是民国“政党政治”的大的背景。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一个以政党自况的团体之内，陈其美和孙中山的关系不像现代政党中党徒和党魁的关系，便可以理解了。前面说过，在陈其美留学日本从事革命期间，他并未进入孙中山的视野，可是在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后，从《孙中山年谱长编》可以看出，孙、陈几乎无日不在一起商讨大计。陈死后，孙许之为“吾党惟一柱石”，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在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国葬的呼吁书中更说陈“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俨然是孙氏眼中最重要的党内干部了。除了陈氏死难之惨的刺激，似乎更应从陈其美在党内分歧中对孙的竭力拥戴考虑。讨袁事败后，孙中山进行了反省，他的答案是：“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１２〕，并据此筹建中华革命党，手订了入党之誓约。而就是这一誓约中关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入党人须于署名下盖指模以及按党员入党时间不同享有不同权利的规定引爆了不满，对立面是以黄兴、李烈钧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党内同志多方设法弥缝分歧未果，黄兴远避美国，而“中华革命党成立，开总理选举会时，到者仅得八省，这和同盟会成立时有十七省人士参加相差甚远。可见当时中山先生所谓服从个人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士能够接受，曾任都督而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只胡汉民、陈其美两人……”“后来中山先生亦自动地无形中取消了两项入党规定，后来且明令附从他的人不再以中华革命党党员身份活动。”〔１３〕
这场争论的是非不必浪费笔墨了。我所关心的是陈其美于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些著作中说陈为孙、黄的矛盾添火加油，可是却又未提供原始的证据，不能不让人疑虑。不过，如果细细披寻，即使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中也还是能看出孙、黄、陈关系变化的蛛丝马迹的。黄兴到美国后，陈其美曾有一封著名的《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１４〕，从信的内容看，虽然其中孙是黄非的种种说法肯定会让黄兴不满，但在检讨“错误”时，陈其美是主张包括黄兴和自己等党内同志共任其咎的，而且从全书用词看，堪称披肝沥胆，同志之情跃然纸上。然而黄兴对这样一封信却未予理睬，这很不符合黄兴光明磊落的赤诚男儿个性，也许只能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即黄兴认定陈其美应该对他和孙中山之间的裂痕负相当的责任。我们再看看孙、黄。１９１４年６月，黄兴为免纷争离开日本之前，曾于寓所宴请孙中山等人叙别，中山先生于席上集古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并书联以赠。告别宴的气氛是融洽的，从孙山中的书联看也体现了他在不久前致黄兴函中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