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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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未满五十岁，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便使得章太炎成了预报凶兆的乌鸦。
　　这种材料的运用，使得书中的讨论充满了智慧，而像这样点铁成金似的运用材料的例子，书中到处可见。作者在说明“无情对虽然‘无情’，但对句的内容、格调却有高下之分”的观点时，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据清褚人穫《坚瓠集》记载：朱元璋一次驾幸马苑，让皇太孙朱允炆和第四子朱棣陪同，这时候有风吹来，马群扬尾嘶鸣，朱元璋出句道：“风吹马尾千条线。”然后着令其二人对句。
　　朱允炆的对句是：雨打羊毛一片毡。
　　朱棣的对句则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这两个境界大不相同的对句让朱元璋“视之默然”。他极为宠爱的皇太孙的对句给人的感觉不大对头，凄风苦雨，景象衰败，让人提不起精神；而这个野心勃勃的皇四子朱棣的对句却有帝王气象。作者宕开一笔写道：“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变故使人们吃惊地回忆起了几年前在马苑的那两个对句。人们觉得，对句虽然主要是语言技巧方面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对者的性情；而性情，往往决定了人物的命运。”

　　美国内战和太平天国运动

　　
　　？　简贵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国内爆发了内战——南北战争。北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南方的种植园主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两种对抗的制度，就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
　　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元首或皇帝或总统，然而在１８６１年的美国却出现了两个总统，一个是名垂青史的林肯，住的是白宫，另一个是由南方几个蓄奴州推举的戴维斯，定都里士满。两个总统同时存在于南方和北方，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么分成两个国家，要么把其中的一个总统赶下台。因此，美国的两个总统分别指挥着南方、北方进行了一场耗时近四年的战争，结果世人都是知道的，那就是以林肯为首的北方战胜了以戴维斯为首的南方，美国从分裂又实现了统一。
　　北方胜了，资本主义胜了；南方败了，奴隶制在美国也站不住脚了。林肯拟定和颁布的《解放宣言》不仅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齐名的崇高地位，也敲响了奴隶制在美国的丧钟，从而顺应了历史潮流。南北战争也被人们称为美国资产阶级第二次革命，此后的美国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美国内战差不多同时，东方古老的封建帝国——大清王朝也经历了一场大的考验。１８５１年，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爆发，在短短数年之内，便席卷大江南北，很快就定都南京，改为天京，洪天王也荣登大宝，九五称尊。
　　清朝的这场内战与美国的内战性质很是不同，美国的内战是两个制度对抗的结果，而清朝的这场内争最终还是离不开″皇帝轮流做″的思想。洪秀全在清朝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为的就是做皇帝，并不是什么反封建，要是真的反对封建制度，天下没打下就自己称尊，这能叫做反封建吗？他反的是满族人统治的清王朝，而试图建立洪家王朝。因此大清王朝的这场内战，给天下黎民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给本来就行将入木、摇摇欲坠的清朝以沉重打击。
　　历史上的事有巧合，美国南北战争和清王朝的内乱都是以北方获胜而告终。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内，美国便跻身于列强之中，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清朝却遭受了列强更可怕的欺凌和瓜分，最后在辛亥革命到来之时，大清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成了过客。

　　理论正确或事实正确

　　
　　？　王　恒
　　周宁的文章博学而“文学”，《书屋》慷慨连载，作者有笔力，刊物有眼力。有关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不是没有人写过，但的确没有人像这样全面透彻地研究过。这一系列文章，不管别人如何看，笔者和友人们却是逐篇读过，而且常引作话题。如果不是最近偶然间又看到周宁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的头题文章《汉学或“汉学主义》，笔者也不想动笔写些什么。
　　西方的中国形象，据说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的两个极端间摇摆，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这种提法在理论上非常“后现代”，不管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文化研究的表征理论上看，无疑都“理论正确”。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些理论出发，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背景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必然会得出这些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在理论前提上已经设定了。但笔者关心的是，这些观点在“事实”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
　　笔者阅读这组文章，每每感到困惑，作者的论断让人信服，而作者介绍与批判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种种论断，也会令人感到信服。比如说，凯塞林伯爵关于“真正的中国”的描述、罗素对中国人的评价、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都可以说是客观中肯的，是事实。这样就麻烦了。如果西方人的那些观点令人信服，确实说到了中国的“实处”或“痛处”，那么，周宁的理论前提或结论就值得怀疑。即便说西方的中国观确有异想天开之处，那也不能轻易下“纯属虚构”类的结论。
　　不是西方人说错了，就是周宁说错了。不是“事实”出错，就是“理论”出错”，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是文本的权力，于是，总挑西方文本中的虚构处批判。国内目前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空前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汉学，从学术研究到知识普及，西方汉学都在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与研究。另一方面，又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批判西方的汉学，就像周宁在《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中说的，要警惕汉学主义。可是，真正要警惕的，不是西方的汉学主义，而是中国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时的文化心理动机，因为害怕被说到“实处”或“痛处”，就干脆拒不承认。
　　周宁的文章写得洋洋洒洒，阅读时总难不被他的雄辩文采所折服，只是事后回味，才觉得有些蹊跷。直到读完《汉学或“汉学主义”》，清晰地明白了隐藏在有关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系列文章后的理论前提，笔者才敢提出问题。西方的中国观，真是那么荒诞无稽吗？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虚构，多少是知识真理？一般小说与学术著作，是否应该区分，其间的互文性联系如何界定？笔者希望就教于周宁先生，就教于研究这方面课题的专家。因为《书屋》不仅是读书的园地，也应该是思考批判、怀疑讨论的园地。

　　文化的糖衣砒霜

　　
　　？　刘洪波
　　经常听人说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传统本没有高下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例如阿尔巴尼亚人以摇头表示同意，以点头表示不同意，这与点头同意摇头不同意，就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但文化包罗万象，并非只是礼仪习俗。有的文化中，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就要砍手，再偷再砍手，把手砍光了，自然也就再偷不成了。有的文化中，男人通奸要受鞭打，女人通奸更要被乱石打死。这也是多样性之一样，倘要说这一种文化与偷东西不砍手、通奸不处石刑的别的样式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我看实在是说不过去。
　　自由必然产生多样性，民主就是承认多样性。有人就说了，萨达姆统治人民的方式就是多样中的一样，既要讲“国际民主”，岂能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萨达姆的统治方式呢？我想，按照这样的“齐物论”，秦始皇、希特勒也都是“多样中的一样”，也得让他去“自由”地统治人民，“民主”地存在于国际社会了。
　　极端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人，态度与“原教旨主义”主义相似。按照他们的主张，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没有高下之分，平等社会与等级社会没有高下之分，传播自由不自由没有高下之分，教育发展不发展没有高下之分，信息公开不公开没有高下之分……一句话，一些地方的人充分享有公民权利，一些地方的人根本不许有公民权利，这都属于“多样性”的表现，天然合理，没有高下之分。
　　一个欧洲人，或者一个美国人，说“所有文化都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是否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平等”的另一套文化规则的管制呢？例如他报税时作了假，有人来砍他的手，他与婚外性伴侣作爱，有人来鞭打或者乱石打死他，他们是不愿意的。霍桑的小说《红字》描述的那种规则，他们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就是从那种规则中走出来的。当他们承受着这种处罚规则时，他们不会说“这便是多样性之一种”，与通奸了不挂红字没有什么高下之分。２００３年获得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说，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论调，“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它文化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

　　序文的变异

　　
　　？　赵　畅
　　我原来是很喜欢读序文的。周日每每逛书店，我总是拼命往刚出炉的新书面前挤，以一睹序文为快。只要能撩动我心，适合我阅读的，我必掏袋而购，不论贵贱。
　　然而，渐渐的，我有了逆反心理，对有些序文更是生嫌厌之心。何故？原来，这些序文大多成了清一色的“报喜不报忧”、尽言至善至美的东西。细细读上一遍，现代汉语中凡最能歌颂人、褒奖人，最能调动人的情绪的好词佳句，大抵都能在这些序文中找到。难怪，有人不无揶揄曰：“地道的马屁文章。”
　　序文，作为一册书籍的起领文章，一把引导读者登堂入室的“钥匙”，自须对书籍作出总体评价，根据需要，还可以对某些重点章节中富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进行必要的有重点的解析、阐述。然而，任何一册书，不管创作有多成功，白璧之中必有微瑕。作为序文，自当秉着“好处说好，阙处说阙”的原则，做到有褒有贬。这般序文，才能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事实上这既是对读者负责，又何以不是对作者负责呢？
　　从直观的角度看，序文如斯式微，撰序者当负其责。然而，撰序者多有难言之隐呵！撰序者基本上是那些为人所知的文人雅士、学者名流，作者之所以请这些名人名家替自己新书作序，谁能否认不是看中了他们的知名度，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呢？这心照不宣之秘，对于撰序者又何以没有“灵犀”？在朋友相托、盛情难却面前，在润笔多多、利润诱惑面前，这些撰序者大多听其使唤而去。更有甚者，竟不看原作而只是在作者授意写就的吹捧序文上签上大名就告“完稿”。真该问一声这些所谓的撰序者：你没有一点被“强奸”的感觉吗？
　　真正的序文确乎不好写，当你面对读者，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时，怕会得罪作者甚至出版者，但一个真诚的撰序者，决不会忽略书籍里的美中不足之处。由此笔者想到了茅盾作序一事：１９３０年初，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