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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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对民族的忠诚又是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合为一体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们接受的是“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信奉的是普世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则。他们的革命是要建立一套以人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他们看来是超历史、超民族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革命者们都是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与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革命所建立的国家被视作民族的国家，因此，国家、人民与民族这三者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对国家的忠诚也就是对民族的忠诚。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非是对某个特指的、与特定的语言或某种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民族的忠诚，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由民主的忠诚和对启蒙理想的忠诚。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逻辑上并无悖谬之处。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它们都是启蒙思想的产儿。美国的创建者们同样是坚定的世界主义者，用《独立宣言》里的话说，他们谋求民族独立是为了反抗一个“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的政府”，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十九世纪以后的民族主义者们所经常强调的族群差异，共同的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等等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有意忽略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社会民主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通过民族独立的形式建立民主政治的革命。这两次革命虽然对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却都以自由民主为斗争的主要内容，它们都不具有民族的狭隘性而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然而，以后的一些民族政治运动，并不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独立的结果不过是政权从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本国寡头集团手中而已。“从某些方面来说，独立后的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可能会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据说，外国殖民政权撤走以后，社会就算独立了。但实际上，此际独立的不是社会，而只是社会上的某部分人”〔５〕。诚然，正如列宁所言，“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６〕。但这里列宁所说的“民主主义”仅仅指其反抗压迫而言，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毕竟是两码事。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一切反抗压迫的斗争都具有正义性，但是，如果斗争不以自由民主为其目标，那么这种斗争往往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在非洲尤为常见：随着殖民者的撤离，部族之间就开始了长期的混战；政府腐败低效，并且往往沦为某个家族、集团或部族的工具。
因此，政治民族主义只有在包含自由民主的内容时，它才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性，它才能成为革命性的力量，仅仅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该民族来说，往往不过是换了一个同族的统治者而已。鲁迅先生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更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７〕虽然也许受同族人统治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有害于社会的进步。
以自由民主为本质内容的政治民族主义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这时民族主义不过是旗帜；与此相反，不包含自由民主内容的政治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争夺，这时，民族主义往往只是动员民众的口号——这种“民族主义”当然与世界主义的精神风马牛不相及。归根到底，民族并不是一个自在的、有生命的实体，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构成的，只有作为个体的人才能感受到自由与幸福。因此，民族主义如果不是以弘扬个人的自由权利为目标，那它就是被少数人用来麻木民众的心灵以便制造新的罪恶的迷药，它所捍卫的也并非真正的民族利益，而是某些小集团的狭隘利益。
就民族国家问题，波普尔说：“民族国家的原则不仅是不适用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被明确地考虑过。它是一个神话。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浪漫的和乌托邦的梦想，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和部落集体主义的梦想。”〔８〕的确，由于各民族之间人口的互相流动，现在要想建立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实际上，只要国家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能够使国内各民族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那么，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将比单一民族国家更有生命力，因为当各民族相互混合时，它们更容易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使各民族的特质和优点不致趋于极端而变成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就的确是一种“部落集体主义的梦想”了，虽然我们也许依然不能否认这种民族权利。
三
真正的政治自由与经济独立实质上是分不开的。何塞·马蒂说过：“经济上受奴役但政治上获得自由的人民终究会失去所有的自由，而经济上获得自由的人则可以继续赢得政治上的独立。”〔９〕如果说政治民族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那么与之相对应，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经济独立——当然，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源于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经济依附状态的体察。拉美、非洲等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发现自己依然未能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状态。“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１０〕。
所以，拉美、非洲各国在取得政治独立后也努力争取经济独立。它们认识到，如果不发展健全的、自主的国民经济，独立就只是一句空话。独立的经济基础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因此，这些国家逐步建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二战后也开始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了保护本国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民族工业的发展，东亚各国大都曾对国内市场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所谓的“东亚模式”实质上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为发展民族工业，实行进口壁垒政策以培育市场，然后再逐步完善市场、扩张市场。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拉美、非洲、东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从广义上来考察经济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在现时代，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力图确保自身的经济独立与安全。当然，发达国家由于处于优势地位，在通常情况下不必担心本国经济的安全问题，所以它们可以大力鼓吹自由贸易，以便把它们的产品推向全世界。可是一旦到了非常时期，一旦经济形势使它们自身的经济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它们同样会筑起关税壁垒以进行贸易管制。比如１９２９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后，欧陆各国都躲进了保护主义的防护罩里，采取几近乎锁国式的自给自足政策，甚至大英帝国也于１９３１年被迫放弃了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
其实，即便是平时，发达国家的政府同样不会忽视本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比如，美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就常常实施“行政保护措施”，对所谓以倾销价格出售商品或利用政府补贴进行销售的外国出口商征收惩罚性关税，筑起壁垒，保护本国企业。另外，美国政府还一向对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行严格控制。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民族主义并非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国家特有的东西，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活动单位的世界舞台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经济独立与安全问题，只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非常严峻，所以我们通常只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当然不合乎古典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亚当·斯密及其信徒极力鼓吹自由贸易，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资本和劳动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但是，这种经济学说有着内在的缺陷。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曾对古典学派做过系统的批评。出于对当时德国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关心，李斯特提出了一套经济民族主义理论。李斯特对经济民族主义做了这样一番论证：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各国工业发展水平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由于各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当，因此，自由贸易是公平的，对于各国有利无害。然而，事实却是：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较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纯粹的自由贸易原则，那么落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就难以得到提高，在贸易中就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发生战争，则国家安全也无从保障。因此，落后国家应当保护关税以发展本国工业，“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１１〕。
李斯特的分析切中了古典学派的要害。后来，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Ｒａｕ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也批评新古典理论“从自己的论证中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现实、文化现实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等重要因素”，“他们使自己的论证堕入了离开时间和空间以外的真空”〔１２〕。这个世界不是个同质性的、一体化的世界，在目前的世界上，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分享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如果在经济上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得益的主要是先进国家，落后国家的人民是无法从先进国家的繁荣中分享一份利益的，因为这种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只会给落后国家带去发达国家的产品，而不会带去生产这些产品的先进的生产力；或者即便带去了生产力，那也只不过是利用落后国家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高剥削率的生产，生产利润则流回本国——在这种条件下，落后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由于无法和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工业进行竞争而难以成长，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依附地位。
那么，是不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世界主义原则不具有公正性呢？当然不是。古典学派的这种“世界主义”之所以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