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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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血吸虫病是通过湖泊浅水区域惟一中间寄主钉螺传染给人类的。过去中国血吸虫疫区的扩大，与围湖造田有很大关系，由湖到田，人畜感染后所排出的粪便，进一步扩大了疫情，加剧了血吸虫病的传播。
杰弗里·考利同时强调：“控制疾病传播有许多措施，而监测尤为重要。但监测是否有效，取决于管理者的坦诚。如果说ＳＡＲＳ恐慌有一些正面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一理论被再次确定。”联系到１９５８年６月“大跃进”中，由于《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就写了两首动情的诗来歌颂这件事，用心是好的，可惜这个报道并不一定真实。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这两首诗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上谕”。于是各地也争先恐后地报道自己地区消灭了血吸虫。我当年正好随同湖南农学院师生下放到湖南沅江疫区，也参加了这一“消灭”钉螺的壮举，举行了“纸船明烛照天烧”送瘟神的庆功大会。钉螺和血吸虫真的消灭了吗﹖我们在疫区劳动的几个月中，就有一些同学因感染了血吸虫病不得不回校医治。而且不争的事实是，时至今日，有些地区疫区仍在扩大，即以湖南而言，包括长沙在内，亦已发现钉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开报道而已。
温故知新，政治和科学都必须“求真务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隐瞒疫情，是既害人又害己的，天灾决不应演变为人祸。政治体制改革理应进行，而那些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官僚理应撤职，敢于揭露真相、救人济世的勇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受到表扬也罢，未受到也罢！
控制蛮横与盲目的权力和行为某些错误的政治行为，为害当然不仅止于政治领域。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例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革命”带来了几代人知识结构的“断层”现象。这些虽然都有很大的危害和深远的不良影响，但用上二三十年功夫，还是可以逐步恢复元气的。而一项错误的政治行为，一旦严重干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也难以消除其后果。举其要者：一是人口，人口问题说到底，是生态环境问题，是地球资源消耗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在政治上批了一个敢于直言的马寅初，带来了今天人口对社会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指出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这种状况使后继的政治家和经济工作者失去了很多可供选择的机遇。今天温家宝总理在人口和环境问题上承受的压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所承爱的，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及以后若干政治运动中，破坏了许多森林资源，水土保持能力下降了，许多河流断流甚至消失了，即令中国人民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去绿化荒山，而种下的不可能不是比较单一的树种（松、杉、杨等等），原来一些缤纷万态的自然林消失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更脆弱，抗御旱、涝及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了。保持“生物多样性”是环境生态最重要的原则，生态平衡是十分脆弱的。失去生物多样性的恶果，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和恢复，甚至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上述人口和生态平衡的危机，多年来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危害，决不亚于一场“文化大革命”。
不是吗﹖当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到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由上而下发动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干了许多无知的蠢事，诸如上亿人出动抓麻雀，几千万人上山砍树等等。仅就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危害而言，其投入人员之众，翻新花样之多，影响地域之广，后果之惨重，都是有世界文明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随同科学的普及必将绝后的。这样说，毫无过分之处。翻遍中国历史，长江断航和黄河断流的现象，几曾有今日这样频繁﹖大自然已经在向我们示警了正如《只有一个地球》所指出的，必须控制蛮横和盲目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毁掉地球环境中的脆弱平衡。
权力中心不一定等于真理中心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空内，错误的政治行为往往是最大的破坏力。当年斯大林发动的一场对摩尔根学派的政治打击，使苏联遗传学、生物学和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而且波及到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
任何习惯于专制心态的人，例如斯大林或其他人，都总以为自己是超人，比一切人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都要无比英明，无比伟大，像神一样，能“洞察一切”。当年喧嚣一时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所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由政治家主宰科学，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只要略为查阅一下当年党报党刊上包括科学院的学报的吹捧文章，就知道这八字宪法主要是以无限向大自然索取为前提的，而单纯索取往往就是破坏。例如，八字宪法中的“土”，当年实际作的就是深耕，深到两三尺，还有更深的。结果有些地方，将富有肥力的上层土壤埋入深层。某些地方还将“敢说敢想敢干”发挥到极致，用食盐代替氮肥，食盐中的钠离子将土壤中铵离子取代出来，在当季可能显示了少许的肥效，而代价则是土壤团粒结构被破坏了。殊不知从岩石到形成可以耕作的土壤，需要几百上千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不是“多少事从来急”所能急得的。当年还流行一句话，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作为文学语言无可厚非，但作为工作的指南，问题就大了。这是既不懂得从根本上说，人类只能适应大自然；也不懂得不是地球需要人类，而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破坏了地球，哪有人类呢﹖哪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是非呢﹖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我推荐大家不妨对比一下１９９７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和三十年前１９７４年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是当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两位学者写成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也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文献。１９９７年是公开出版，恰如其分地定位于“绿色经典文库”；而三十年前是“内部发行”，定位于“反面教材”，而且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多字的《译序》，对这本“反面教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有可能重新发表这篇“译序”，倒是一篇真正的反面教材。这里毫无指责“译序”作者的意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写这篇“译序”是违心的，而敢于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对于中国确实做了件大好事，中国人第一次懂得了人类是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事隔二十三年，先后两次对这本书的不同诠释，反映了政治上的反差和环境决策上的反差。这样说有两个含义：一是说明我们的认识进步了，二是激励自我反省，我们进步的程度如何﹖反对“国家环保主义”众所周知，世界科学家早已达成共识，对全球环境和生态危害最大的，一是因对生活舒适和富裕的要求不断升级，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二是同一原因引致的对土壤和水域的污染。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例外的都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二是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利益驱动”。
美国和日本都是很富裕的国家，对国内环境生态是极为重视的，群体的绿色文化观念是非常强的，可以说世罕其匹。而“利益驱动”，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永存的价值文化观念。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上，在欧盟十五国均已批准《京都议定书》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美国再次拒绝接受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布什政府的谈判代表哈伦·沃森称，执行《京都议定书》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美国不能兑现《议定书》规定的承诺指标。日本虽承诺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六，但实际上该国这几年来，已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俄罗斯也未能批准这一《议定书》。陈谦先生在今年《人与自然》杂志第一期著文说：“无非是想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让别人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可见，意识到了某件事对全球环境生态的重要，不等于愿意让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做，意识了某件事对自己国家环境生态的重要，不等于愿意让自己的省、市、县、区也这样做。这是绿色文化价值观的最大悖论。无以名之，可将布什政府的绿色文化观念称之为“国家环保主义”，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也是不认同的。
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
？ 文贵良
一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１〕毛泽东服曾国藩的什么呢？一言之蔽之，服他将古人高扬的“三不朽”集结一身，也就是“内圣”（立德、立言）与“外王”（立功）的完美结合。
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乎未定。”〔２〕因此，他给自己设计的道路是求学。但后来的发展并不是他所设想的那样：先组织私塾，然后出洋求得“西学大要”〔３〕。在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０年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前，他的活动方式与当时的知识者、启蒙者相似：教书，办刊物，撰文抨击时弊，寻求国家出路。但是，与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等人相比，同是采取启蒙者姿态，关注的焦点却不同。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纛，倡白话废文言，张扬立于天地间的“个人”，反儒家文化，学西方文化，关注的是中国的文化建构和中国人的精神建构。而毛泽东虽然也涉及了精神建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４〕不久又申明：“本报纯粹学理的研究，社会的批评，丝毫不涉及实际的政治。”〔５〕这显然是毛泽东的言说策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毛泽东一个人写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二十四则，还不包括创刊宣言和启事。这二十四则文章，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大多是“社会的批评”，如《我们饿极了》、《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女子革命军》等，但还有好几篇写的是德国、阿富汗、美国、英国的一些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因为陈独秀被捕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政治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一代是启蒙的一代，也是探索的一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