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安全警告-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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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康安全”需要大安康观的导引。其含义在于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更高更全面，缺少安全就缺少了小康的标志。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二层次上的需求，从“以人为本”的视点出发小康安全即富裕起来后的社会公众的安全追求十分重要。所谓安全是对应于事故与灾祸而言的，安全防灾除了要防止各类产业事故外，更要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即交通事故、城市火灾、化工厂泄漏、城市生命线系统崩溃、居家事故、恐怖事件等；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巨灾及其环境公害的影响如地震与地质灾害、水灾（水多、水少、水脏、水资源分配平衡）等。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讲，安全需要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应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与教育的建设思考。从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安全概念的确立应是广义的大安全即区域安全、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城市安全、企业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说到底都要落实到小康社会的安全上。
第三，城市的有序度呼唤安全的承载容量。城市化进程，不论“造城”还是“改城”，都是既要求人口密集，又要求“城市安全”。这正如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辆，就得随时倍加小心。现在为生态旅游已引入了承载容量及备用的概念，城市为什么不呢？在“城市安全”中，各类资源的“承载容量”尤须科学地面对。其中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供电供水供气问题首当其冲。在我国，因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比例较低和资源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目前有不少城市对地下水已是“过度采集”，以至于在许多“造城”地区，都出现了“一开发，就缺水”的严峻局面。2003年夏全国19个省市先后出现的限电、故障停电不仅进一步表现了城市的脆弱性，也拷问了城市生命线系统的安全保障度。它反过来警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你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在灾害到来时有保障吗？
市民的危机意识教育应从安全文化入手
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防灾时，大多谈的是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却较少谈到防灾减灾安全的文化价值。有些人以为，文化不就那么回事嘛，它的价值能有几何？这实在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我们固然应对安全防灾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防灾的文化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何为防灾的文化价值？防灾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的客观文化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大则文化价值高，反之则文化价值低。说得通俗点，就是人们在日常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用了多少防灾？起了多大作用？这“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以防灾安全的消防文化为例：消防的文化价值，有着它的特殊意义。消防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极其重要。消防文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是社会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涵、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消防文化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的文化价值，绝非仅仅是保护了几座名胜古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价值更在于导向人们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灵魂。试想，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蹈火者们，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观、神圣的利义观、悲壮的生死观，怎能面对烈火浓烟，舍己救人，义无反顾？从此我们不难看到安全防灾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我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命运动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需要指出，现在倡导的大安康观的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简单的“翻版”，也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北京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教育及建设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项极艰巨的事业，它建筑在应知应会之上。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特殊的科普内容，之所以说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
市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新追求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前行的。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为世界开辟了工业安全文化反思的新路，到近年来国内安全减灾专家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上的，才使得中国安全文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创生并有今日之良好发展势头。我以为，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事故灾难与危机事件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如何从安全文化视角予以认知呢？
第一，城市灾难，带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第二，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积重难返，落伍的文化习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亟待扬弃并重铸。2003年面对SARS，国务院在仅仅20天之内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抗非”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行政与制度的种种欠现代化行为统一到应急的安全文化的新层面中。
第三，城市灾难，在“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重铸。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同所有事件一样，灾难及减灾过程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都需要做出理论阐释及精神总结，只有这一步，它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彰显，并成为一项真正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从此种意义上看，市民危机的安全文化教育计划及目标应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城市减灾忠告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应培养纪律意识
“城市灾难健忘症”要不得
松花江两岸，每至寒冬，雾凇长垂，晶莹剔透，婀娜多姿。在人们的零星记忆中，吉林市的印象是那般美好──北山公园、丰满水电站、陨石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也开始为这座美丽的江城曾经遭受过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若干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座城市的一座博物馆，使大量珍贵的远古恐龙骨架化石付之一炬。如今，令人震惊的“2·15”特大火灾又在这座城市的一座百货商厦肆虐，造成53人惨死的又一人间悲剧！
这是怎么了？狰狞的火神何以一次次向江城下手？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死去的人悲伤，为活下来的人感到幸运，也为当地党政有关部门在处理这场火灾时的果断和沉着而感慨。毕竟，如今我们在处理这类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的态度和能力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以求实的态度从容面对，尤其是不再回避灾难发生的真实情况。
尽管媒体报道说，这场大火发生后，当地省市的有关领导已向广大群众表示道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省“问责”制度落实得如何。但是，当一遍遍地反复浏览报纸、网页，除了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火灾各种消息外，却没有发现有一篇反思前后两场大火的文字，心却不由得凉了一半。看来若干年前发生在吉林市博物馆的那场大火，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座城市在那场火灾后并没有“长了记性”，或者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要知道，一个城市在并不长久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起国人尽知的大火灾，绝不是一件有多光彩的大好事，但也不见得非要忘记它！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一旦大难临头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相同的灾难？
细究一下，“城市灾难健忘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灾难驾到，感慨万状；灾难消遁，记忆全无；空谈预防，不舍一金。换句话说，就是平日里不记得一座城市曾经发生或有过的灾难，不汲取曾经以血换来的诸多教训，使得没有多长时间又有相同的灾难来临，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损失。应该说，许多自然灾难固然难以预料，但是许多人为造成的灾难却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就看你这座城市是不是平日就有了准备，市民是不是都为“有心人”，而有关主管部门也是不是在灾难未来之时舍得花些本钱，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予以抵挡和防范。客观地说，现在这种“城市灾难健忘症”仍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