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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智慧的灵光-第63章

小说: 智慧的灵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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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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