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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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发现来自希特勒的德国，人们必须设想：纳粹会尽一切努力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武器。这是必须防止的。
但是，当美国准备好了第一颗原子弹以供随时使用时，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和平。
当时，一切正像彻威尔和蒂泽德争论的那样发生了。军事领袖们，尤其是领导核能计划的格罗夫将军，只想到眼前的军事上的好处，他们计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牺牲多少生命。当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虑之内的。而且，格罗夫也不愿意放弃以极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他的”成就这件乐事。他甚至不让事实上做出了这一成就的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些科学家之间有一群明智的人，他们准确地预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丢这种炸弹的长期后果，因此在所谓的弗兰克报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却作出相反的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几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这些成员追随彻威尔的先例，因此最终越过了界线，走向了人类有可能毁灭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须简要地指出已经发生的事情：把核技术放在国际基础上的尝试失败了。俄国赶上了美国，而且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美国发明了氢弹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苏联的发明。然后就发生了两大强国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的竞争，并以探索空间计划作为掩盖手段。现在这两个强国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多次地消灭人类。
政治家们知道什么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他们设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人民因为蔓延着的道德上的麻痹而对这种危险漠不关心；政治家们变得玩世不恭，而危险在一再增长，它可以使平衡倾覆，就像在古巴危机中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人们能希望人类对原子危险的洞察将拯救人类吗？
能拯救我们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组织。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的，是乌托邦。人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既然过去总是有战争，那么将来也总是有战争。
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个已经变得比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的，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这种见解传播得越来越广。直接的结果是政治的瘫痪，因为不靠武力威胁，不以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发现。
许多聪明人在想这个问题，我确信，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期望是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现在存在的无数事物，在我年轻时都被认为是乌托邦。我的科学领域，——原子学和电子学——现在已经导致对物质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那时它们正处在开始阶段。要是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描述这种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就会遭到嘲笑。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装配线，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等等。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了，并且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比以前历史上一万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经成为有现代宪法的有组织的国家；空间研究已经开始，没有人对宇宙航行员的那些最大胆的、花钱最多的计划感到激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只能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吗？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假设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既然从来就是如此，那么将始终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宣扬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绝承认这条公理，人类是注定要毁灭的。我们的希望是以下面两种精神力量的联合为基础的：在道德上认识到堕落为大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的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在理性上认识到技术战同人类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稳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对究竟发生什么并没有影响；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签，我们只得服从现实。但是，在人民的共处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种动力。只有我们希望，我们才会行动起来，使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忤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着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个人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动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把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李宝恒 译）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作者：李约瑟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着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