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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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8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无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 cc opera 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 co 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 ghost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刘国彬 杨德友 译）
印象和感想
作者：霭理斯
四月十日（一九一三）。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反对这种意见。我想起几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我的信里说，要是他能够克服我对他的理论的敌对态度，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赶快回他的信，我对他的理论并不持敌对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所有细节都能为我所赞同。如果我看见一个人在一条危险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后头，这并不表示我反对他。相反，我可能唤起人们对这位探险者的注意，我可能赞赏他的勇气和技巧，甚至欢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赞赏他的伟大的理想。总之，我跟他不是意见一致，但是我不反对他。
一个人为什么要敌视别人呢？敌视是多么无聊啊！敌视是一把利剑，谁拿起它来，它就刺伤谁的手。握剑的人死在剑下，这是耶稣的教导，可是他自己一直记不住。这位谴责大师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用言语作利剑，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致后世把这两个名词当作伪君子的同义词。然而耶稣的教会却变成古往今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产生地，直到今天他们还构成它的坚强堡垒。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死去，轻柔地，甚至可以说是雅静地。忽然来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浑身力气没处使，对着那垂死的教会拳打脚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来了，延长它的生命一千年。那个志在消灭天主教的人却成了天主教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们的朋友也许是坏我们大事的人，而最后反而是我们的敌人搭救了我们。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给我看一封很不像话的信，是一位我原来以为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写给她的。这位先生为自己辩护，说是常言道，“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不是罕见的经验。
“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是真理。可是我有时候悔恨圣保罗当初没有把这个危险的真理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对于肮脏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
海洋以它的广大胸怀接纳许许多多垃圾，在太阳和风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盐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转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奋的臭氧。可是有些狭隘的、关闭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阴沟。我反对那些阴沟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听说H。马克沁爵士死了。这条新闻唤起我对这位名人的惟一的印象，是他给了我们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正在毁灭欧洲的居民。
30多年以前的一天，我们站在马克沁周围听他解说他的枪的机构，看他表演它的惊人的性能。我现在还似乎看见那常常显示有发明的天才的人的温和的、天真的神情，还似乎看见那谦虚然而得意的微笑，当他轻巧地、抚爱地盘弄他那美丽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正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之中有一位若有所思地问他：“这东西不是要把打仗弄得更可怕吗？”马克沁很有信心地回答：“不会！它将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千万年以来的梦想者们，天才的赤子们，一直在人们的耳朵边悄悄地灌输那骗人的幻想：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为打仗做好准备。连铜器时代开始时候第一个想到把短刀拉长成为宝剑的天才发明家也一定相信他已经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11月14日（1922）。“像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里，”好像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常常被人们用来互相嘲笑了。谁有兴趣翻翻近二三百年的通俗杂志之类的东西，准会不一会儿就看见这个比喻，就像每隔几分钟就听见教堂里响起丧钟一样。
我们差不多不用思索就会知道鸵鸟不会干这种蠢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特地问过我的一位恰巧是研究鸵鸟生活习性的权威的朋友——因为在他的著作里他简直不屑一提这个迷信——他告诉我，鸵鸟是有一种容易引起这种迷信的举动，那就是把它的脑袋往下一搭拉，避免引起注意。只有人才是惟一把脑袋钻进沙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周围事实的两只脚的动物。没有一种鸟敢这样做。世界没有为它们提供如此生存的条件。就是人类也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如果不是他在早先就给他自己建造起一堵保护他的大墙，可以容他躲在里边胡思乱想而不受到惩罚。
（吕叔湘 译）
2
我的信念
作者：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1867——1934），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于华沙。1891年进巴黎大学深造，1893年参加李普曼实验室工作。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夫妇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1898年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03年，她与居里、贝可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著有《同位素及其组成》、《论放射性》等。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记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坐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比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分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