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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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二条好处我忘了，这说明要愁的事又少了一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需要面对。我得承认，玄愁是一种你用的体验，是真愁的替代品。在这种意义上，总是存在作过头的危险。另一种危险就是技术的介入。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有广告，登在小型文学杂志最后几页，推销一些电子装置，装在黑色的塑料匣子里，有旋钮，有显示屏，耳机里响着受激而发的嘭嘭声，还有终端可固定在头骨的各部分，以便使脑波跟玄愁交相呼应而彼此加强，并可随意选择波形。自然还得说一句，如不满意（或即使满意），钱款退还。这些装置会被冠以诱人的品名展开销售，如忧愁放大器，或人工沮丧机云云。想到这些，又添一段愁，可这份愁或许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像普通的汽车收音机。
四、蓦然回首话沧桑
●自幼即好读书，是科学家们的相同之处。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科学家富兰克林，10岁时即阅读了《历史丛书》、《名人传》、《计划论》等书，并且因为爱读书而进印刷所作学徒。
●居里夫人是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科学家，她在“我的信念”一文中，述说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
●寺田寅彦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他在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同时热心于随笔创作，创造出科学与文学相融合的独特文体。“追怀夏日漱石先生”，即是他回首往事的精彩之作。
●冯·卡门是美国著名航空工程学家，一生中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且曾获得许多荣誉勋章。他与同一时期的著名科学家玻尔、费米、爱因斯坦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于是以朴素无华的语言叙述了对这三位科学家的印象。
●李约瑟是一位英国科学家，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行为令许多人不解。在“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一文中，李约瑟述说了自己写作的起因和经过。
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因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玛丽·居里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爱因斯坦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巴甫洛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李约瑟
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福井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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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教育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生于波士顿。早年生活艰难。1727年在费城组织“共读社”，后发展为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建立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736年当选为州议会秘书。1743年组织美国哲学会。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反英斗争，后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等多种。
我自幼即好读，手中偶有点钱便都用以购书。我爱读《天路历程》，我的第一部书便是班扬的这套小书。后来我又将这书卖掉以购买布尔顿的《历史丛书》；书为坊间廉价小本，计不下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少量藏书多属于宗教论战性质，这些我也大都稍加涉猎，但日后每以此为憾事，因为正值我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之年，却苦于无适当的书可读，而我此时已决定将来不作牧师。父亲书中我最耽读不倦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惟有在这部书上我认为我的时光最不虚抛。那里另有笛福书一种，名《计划论》，以及马瑟博士书一种，名《为善论》，这两书对我都有开茅塞之效，对我日后某些重要作为曾发生过相当的启迪作用。
这种浓厚的书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进印刷业，尽管此时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这行业。1717年詹姆斯携印刷机与字模等自英格兰归，于波士顿开店营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较父亲强烈，唯下海当水手的念头仍未完全忘怀。考虑此事后果堪忧，父亲遂不再耽搁，立即催我去詹姆斯处作学徒。我推脱过一阵，但终于听从父意，正式立了字据，彼时我还不过12周岁。按合同规定，学徒期满将为21岁，惟最后一年得领伙计工资。不久我对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练，詹姆斯倚重我如左右手。这时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书。利用与书肆学徒相识关系，我有时竟能从那里借上一册小书，但每次必速看速还，不敢污损。有时一本书晚间借回，次日天明即须归还，这时我便一卷在手，连宵赶读，以防到时还不回去，叫人来催。
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颇聪明，于各类书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阅读。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或亦不为无利，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绰号黑髯客）就擒事。按两诗格调均不高，不脱克洛柏街腔调；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至可说是我日后的主要立身之阶，因此下文即将说明，处于我当时的环境下，我曾如何学到这点本领。
城中当时另有一位嗜书青年，名约翰·柯林斯，与我很熟。有时我们也争论一些问题，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争论和盼望有机会进行互驳，然而这种好辩，这里附带一笔，往往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惯，结果在人们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仅败坏谈兴，制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应有的友谊。我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亲宗教论战书籍的影响。我日后注意到，有修养的人们从来便很少涉入争端，当然下述几种人则是例外，这即是律师、学人以及爱丁堡出身的各类人们。
一次柯林斯与我发生了一场争辩，内容系关于妇女受教育有无必要，以及妇女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而且她们天生不适学习。我自己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当然这也多少有点为辩而辩。他的口才比我流畅得多，而且词汇丰富，左右逢源；但我总不兔认为，他的优势却主要来自言词，而不是来自逻辑力量。由于到分手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辨清，而短期内彼此又不可能晤面，于是我便坐下来将我的论据详细写出，然后誊清寄去。他接信即复，我得复再答，如是书来信往，双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亲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些辩论文字，并仔细看了。看后，他没有涉及所论内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点；他认为，在拼写与标点方面，我比我的对手好些（这点当然应归功于印刷所的训练），但在语句的雅驯以及条达清通等方面，我都显有不足，这些他都一一举出实例说明。我觉得他的批评颇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从此更加留意文章写法，锐意精进，以期有成。
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这书的文字极佳，因思有意模拟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表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误，加以改正。然而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其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须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须要足句完篇时，再对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纰缀，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的写法与语言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来或者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我练习作文与读书一般多在夜晚工余与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礼拜假日，这时我总是设法一个人躲在印刷所内，尽量逃避礼拜仪式，这一节幼时父亲对我的要求素来极严，而我自己也的确至今把它视作一桩责任，只是我有时感到我无暇履行罢了。
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记得为葛林武德所著），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未载有苏格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不久我又购得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个方法的例证则更为详尽。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当时读过沙夫斯柏里与何林斯诸人的书，对我们宗教教义中若干处早有疑义，故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