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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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掉。但这还只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较小的灾难。如果伦敦、纽约、莫斯科的每个人都被消灭了，在几个世纪内，世界还是会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尤其在比基尼试验以后知道，核弹能逐渐把破坏作用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
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 500倍。
这种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在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散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它们以剧毒的尘埃或雨点的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沾染了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到的鱼，就是这种尘埃。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的粒子会扩散得多远，但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氢弹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使用了许多颗氢弹，结果将是普遍的死亡——只有少数人会突然死去，而大多数人会受着疾病和萎蜕的慢性折磨。
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学的权威都曾发出了多次警告。他们谁也不会说这些最坏的结果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说它们不会成为现实。迄今我们还未曾发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同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偏见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来说，这些观点只同各个专家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觉，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可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人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抉择，因为要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要废止战争就要对国家主权作出种种令人不愉快的限制。但是成为理解这种情况的障碍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像中几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仅是对被模糊理解的人类的，而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他们简直理解不到，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所爱的亲人都处在即将临头的苦痛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战争也许还不妨让它继续存在。
这种希望是虚妄的。尽管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武器的协议，但在战时，这些协议就不会再认为有束缚力，一旦战争爆发，双方立即就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要是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不制造，那未制造氢弹的一方就必定会取得胜利。
尽管作为普遍裁军一个部分的禁用核武器的协议并不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适合于某些重要的目的。
首先：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消除紧张局势来说都是有益的。其次：销毁热核武器，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是有诚意去这样做了的，就会减轻对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目前正使双方都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安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种协议，哪怕只是作为第一步。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未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未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未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决议
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下列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许良英 译）
人迹罕至的地方
作者：荣格
我最初见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凯塞林伯爵家，当时正在达姆施塔特召开关于“智慧说”的会议。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们邀请他到苏黎世来，他在心理学俱乐部就《变化》一书发表了他的看法。
是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即对东方哲学感到兴趣。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变化》一书做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定向这本书所产生的谜发起全面进攻。我没有采用传统方法采一堆欧菁草，而是给自己砍下一捆芦苇向那谜开始冲击。我常常坐在有100岁的梨树下的地上，一坐几小时。那本《变化》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种方法，即把不少会因许多原因产生结果的预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较，所有确乎非同一般的结果显现了出来——与我自己的许多想法过程均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对此，我也无法跟自己解释清楚。
在这实验中，惟一由主观干预的情况即是实验者任意地——就是说，不假思索地——猝然一击，然后，把一捆有49根欧蓍草的草捆打开来。他并不知道一捆里有多少根欧蓍草，但击后的结果却依赖于欧蓍草之间的数字关系。其它实验都是机械地进行的，没有意志予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变化》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儿大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变化》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变化》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他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无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耐煊，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耐煊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