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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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与艾滋病（3）（图）
三、减轻社会压力与加大社会干预艾滋病是人类的大敌，决不可等闲视之。事实证明，同性恋也是性病、艾滋病、鞭毛虫病、阿米巴痢疾、乙肝及其它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形式，严重危害自己和别人的健康。例如：鸡奸后精液进入肛门，会产生精液过敏；肛交还会导致肛周黏膜损伤等。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民众的科学知识平均水平不高，对艾滋病的威胁的大规模宣传教育还刚刚开始，许多工作还受到人力和物力的限制，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同性恋者对艾滋病危险的认识还远远不足，还没有发现在同性恋者中有多少倾向于安全性行为的趋势。特别是在社会重大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竭力地隐藏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竭力地掩盖自己同性恋的性行为，这就使社会无法对他们有的放矢地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从而无法有力地纠正男同性恋者之间的未保护式肛交，制止艾滋病毒的感染。如果人们能面对现实，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消灭同性恋者，在同性恋者中又不可能消除性交行为，那么就应该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同性恋者消除心理压力，愿意接受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愿意接受艾滋病毒的筛检，这无论对同性恋者本人或对全社会而言，都是大有好处的。同性恋的社会干预应包括文化干预、道德和法律干预、医学和心理学干预。文化干预是指努力建设有利于同性者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扬弃传统文化中对同性恋者歧视的文化因素，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建立良好的、文明道德的社会风尚，加强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加强道德教育，加强健康的性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包括同性恋知识，促进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适当的宽容。道德和法律干预是指同性恋行为必须是在社会道德规范允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倘若一味寻求感官刺激，丧失羞耻感，缺乏道德观念，只顾自己发泄而不顾及他人，不顾及社会甚至损害于别人、毒害青少年，不仅应受到道德观念的谴责，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干预也是一种环境压力，促使他们约束自己，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望，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妨碍他人，与整个社会和谐一致。医学干预和心理学干预对那些自感有医学问题及心理矛盾而主动寻求医生或心理医生帮助者更为有助。各类同性恋事实上都需要心理支持，即使是那些已触及刑律、已构成犯罪的同性恋者，在对他们进行行政或刑法处理的同时，也必须给予心理支持或心理治疗。医学干预主要针对包括同性恋者可能存在的生殖器官畸形、性功能障碍及其它医学问题的处理。心理学干预除给予心理支持外，针对其存在的心理问题、心理挫折、心理障碍而采取相应的心理疏导及其它心理治疗。对同性恋本身的心理治疗，可采用精神分析疗法、领悟疗法、疏导疗法和行为疗法等。对已婚同性恋的治疗还应注意夫妻同治，对存在性功能、性观念问题者除医学和心理学干预外，科学性教育、夫妻性生活指导、婚姻指导等各项措施也很重要。同性恋治疗详见第五章。此外，在宣传教育中既要强调在男同性恋者当中，如果采用未保护式肛交，会导致艾滋病毒的感染；又不要把艾滋病与同性恋简单地等同起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已经不怎么使用“高危人群”这一可能引起歧视的术语。而是强调“高危行为”，因为艾滋病的传播和行为有关，而和人的身份无关。目前在全世界发现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有三，在性交感染方面，无论是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要采取不正确的性交方式，都可能导致艾滋病毒的感染。从目前情况看来，卖淫嫖娼、性滥交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同性恋者，由异性的性滥交而造成的艾滋病毒感染的危险决不小于同性恋。从世界范围来看，艾滋病开始时最猖獗的地方是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在这些国家艾滋病却是在异性恋者中泛滥。何以如此，还待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洲国家至今都是视同性恋为非法的，又怎么能把艾滋病与同性恋划等号呢﹖总之，艾滋病的传染原因十分复杂，要加以全面分析，才不会造成许多错误认识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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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与艾滋病（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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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1）（图）
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其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他们和大陆的居民一样，都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看法，但是，由于近几十年和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完全相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同性恋问题也有一些特殊性。香港在同性恋问题上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的香港居民大都来自内地，所以对同性恋的态度在很多方面是以内地为规范的；二是来自英国，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很早就将禁止所有的同性性行为的传统法例带至香港（如果说得准确些，法例并没有禁止同性恋，而只是禁止肛交）；三是教会的影响，由于基督教会不断地传教及开办教育，不少香港人也不自觉地以基督教的性道德观念作为批判同性恋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然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同性恋者不外都是男妓、女人型、男人婆、监犯、堕落的洋人、嬉皮士、吸毒者、变态佬、阔佬家的花花公子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大众传媒中涉及同性恋的内容很少，即使有偶尔的涉及，字句中也总是鞭挞和谴责的。那时，香港的同性恋者总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畸人”，多数采取自我鄙视和自我逃避的态度。他们极力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则，社会上的鄙视和家人的痛苦使他们受不了，但是催婚和迫婚使他们穷于应付，因为不结婚、不生子就是“变态的证据”，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和异性成家立室。不过，那时同性恋者也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小团体，如“椰子团”、“冬菇四”、“彩虹团”等，有时也组织一些小圈子的娱乐活动，多数同性恋者依靠小报的征友广告、“派对”、“钓鱼地区”、朋友介绍等途径找同性恋伴侣，当然，这一切还是相当秘密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中期，香港警方对同性恋的大搜查相当厉害。１９７８年，香港有一名律师因触犯英方关于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而被判入狱３年，随之警方成立“特别调查组”（Ｓ．Ｉ．Ｖ．），专门暗中调查香港的同性恋状况，特别是那些从事司法、警务及其它公务的人员状况，从此香港检控同性恋的案件大增，Ｓ．Ｉ．Ｖ．成立前７年中共有１２８宗，成立后５年共有２７０宗。１９７９年，中环一个老板因涉嫌开同性恋酒吧而被捕入狱；另一个迪斯科舞厅因宣布每星期四晚上专为同性恋者开放而被取消营业执照。１９８２年，港英当局检叙司罗能士发出一个秘密通告，下令举报属下的同性恋公务员，并将其解雇，以后这个通告被公开，此举导致Ｓ．Ｉ．Ｖ．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间对同性恋者的秘密调查达到了高峰。１９８３年，Ｓ．Ｉ．Ｖ．突然袭击中环某餐室，扣留并盘问了２００余人，从中盘查了同性恋者（特别是公务员）的私人资料，这一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多数人认为这是对私生活不合理的骚扰。反作用力往往和作用力成正比，这一期间，有不少香港人士也为同性恋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奔走呼号，研究这个问题，宣传对同性恋要有正确认识的主张。１９７９年小明雄（笔名）发表了《同性恋宣言》，创办了有关刊物如《粉红三角》及《东涛》，并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到一些地方发表演讲。小明雄还开始在《号外》杂志发表同性恋的理论文章。这是香港第一次出现的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团体，第一次在杂志上公开出现有关同性恋的论述文章，其观点和过去的所谓“道德堕落”及“病态”有所不同。１９８１年，小明雄出版了《同性爱问题２５讲》，这是香港第一部采用现代性学及现代同性恋运动立场并且用中文写成的著作。１９８３年，伟文（笔名）在《音乐一周》杂志发表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在《城市论坛》中现身说法。１９８４年，小明雄出版《中国同性爱史录》，这是专门论述中国同性恋历史的第一部著作。１９８７年，李景邦（笔名）和小明雄先后在《解放月报》发表有关同性恋的文章，这是这类文章第二次在香港的《认真派杂志》中出现。同年，香港大学的学生刊物《学苑》举办了同性恋问题的研讨会。１９８８年，李景邦出版了一本题为《浑沌初开》的小册子，提出了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切身问题，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又强调重新自我认识的重要，这是继小明雄之后又一部为研究同性恋问题打基础的书。１９９１年，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导师何式凝女士还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开办了“了解同性恋的研习班”。从以上这些活动，可以看出一些香港学者在研究同性恋问题上孜孜以求的苦心和努力。可是几位有代表性的作者与学者发表文章与著作都用笔名，这也表明他们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之大。１９７７年，香港前律政司霍布雷（Ｈｏｂｌｅｙ）表示当局准备修改同性恋法例，使之与英国的看齐。１９８０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任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同性恋的法例问题。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