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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传统下的毛泽东-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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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尽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是不攻自破?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丈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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