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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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
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认为他会这
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
就认为他耍政治手腕）。

6　月9　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
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　月20　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
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
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
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　月23　日和29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
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
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


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
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
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
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
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　月10　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
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他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
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
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
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
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
年2　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
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
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
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
“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
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
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
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
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
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
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
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
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
“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
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
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
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
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
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
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
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
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
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
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


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
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
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
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
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
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

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
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　月召开军委扩
大会到8　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
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
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
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　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
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
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
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
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
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
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
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
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
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
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他说：“他不
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
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
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
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
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
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
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
“第二副帅”。

直到1959　年5　月14　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
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
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


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
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
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
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
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
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
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
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
作或处理转业。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
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
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
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　年军委扩
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
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
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
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
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
几句话：“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
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
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
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
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
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