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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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指出，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极有见地的。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还可以提到杜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虽然他（指杜威）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书中这样对应地提出“个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这两者的轻重主次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确实有人宁愿用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切，以免污损对这一制度的包装。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就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全部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煌煌大文也是这样做的，说“决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状况”。这种从当时宣传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后来他主持起草新的历史决议，就不得不面对写不写毛泽东个人责任问题。他说：“我们在起草的时候，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就解释了吗？”“没有讲出个道理来”，也就是对他那篇旧文的自我评价。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书所说，大约可以看作这一公案的定论。应该指出，本书还提出了“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就比只提出理论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层。确实，在斯大林现象中，是包含了从旧俄（例如沙皇专制主义传统、民族习俗等等）继承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贴上“社会主义”、“苏联先进经验”的标签输出到中国的也不少。
书中历数了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例如描画出了社会结构上所形成的一个“畸形的金字塔”：
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作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尽管形式上宪法赋予无比的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证，也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机构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这里说得很概括，而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却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阿尔巴托夫也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对他本人享受过的“特供”（特殊供应）一项，就有过很生动的描写：“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尔巴托夫还指出：利用这些人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促使他们乐于服从上级，与上级保持一致，因此“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苏联自从建立的时候开始，即以输出革命为自己经常的任务，出钱出人，到世界各地去鼓吹社会主义思潮，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取得了成绩，在各国都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可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克星”出现了，这“克星”倒不是敌对的宣传，而是苏联自身的形象，书中指出：“‘反面教员’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
苏联革命初期的经济困难和生活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理想幻灭，而且使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其不满的人鉴于号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的。”在这里有极大的讽刺意义。
使同情者感到尴尬的事，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1935年他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同他作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长谈。他这一位苏联的同情者向斯大林说，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比如不久前颁布的可以对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处以死刑的法律，这样的事情要说服自己都不容易，怎么能够去向别人作解释呢？
矛盾的不断积累，使苏联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后败亡的结局，征兆其实早就显现了。书中指出：
可以认为，苏联败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根本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灵活多样的市场要求和实行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声浪销声匿迹之后，苏联领导阶层已经不指望在改革体制方面有什么作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场出售原料与初级产品来维持生计。
戈尔巴乔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维”。本书评论“新思维”说：“它反映了变迁中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合理逻辑，也反映了苏联国力衰竭，已无力支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的现实。”特别是：
在他那本广为传播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几乎毫不提及在多样化国际社会中俄国本土价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战时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的身份自居。理论创制过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实际与过于虚妄，表明理论创制者并不清晰自己所处环境与地位的独特性，而对这种独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转型国家发生动荡的由头。事实上西方的观察家们早就认识到，非但苏联今日已远不是美国的对手，而且迟早将要有一场灾难性的变动。
亚拉耶夫他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结果事与愿违，终于成了给苏联催命的最后一击。苏联和苏共，就留下了无数引人深思的题目进入了历史。
本书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说：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心中没有须臾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我们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来看待的。
这句话很令人感动。我在阅读中，也确实时时感觉到主编和们的忧国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考这些材料和意见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我们的财富。
后记
这是我和英年兄关于俄国（包括其中七十多年苏联时期）、关于中俄关系文章的合集。
这本书的来由是这样的：我写过些这方面的文章，自己觉得有几篇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册，只是字数太少，于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这方面是他的专门，写得多，请他选出这些篇，这样，一本书就编成了。
书中所收他的文章，都是据原来刊印的书刊录入，没有改动。我的几篇，即《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两个朋友》，因为写得较早，写的时候没有能够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这次收入本书的时候，我即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的材料作了一些改写和增补，同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已经颇不相同。在修订中，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新见到的档案资料使我发现自己原来有说得不足的地方，即据以补充；却还没有发现档案资料表明我原来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需要据以纠正的。
我们的这些文字当初发表的时候，有人提出过批评，书中末一篇英年兄写的《谁歪曲历史》就是对一位批评者的答复。我却无意于去写答辩的文字。因为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见解是极难的事，就比如我自己，决不会因为看了这些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样，也就从来不曾奢望有谁会因为看了我的答辩就收回他的批评。文章发表，有人赞同，我当然觉得高兴，毕竟还有文章知己；有人指批评呢，我也完全尊重他的言论自由，您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介意的，就当没有听见一样。
朱正
2007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