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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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便写出这个剧本。苏联三百家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西蒙诺夫抨击的是美国新闻体制。斯坦贝克简要地叙述了剧本的内容：一位美国记者多年前到过俄国，写过一本称赞俄国的书，现在替一位报业巨头工作。报业巨头希望竞选获胜，准备在自己报纸上刊登俄国准备进攻美国的文章。他交给记者一项任务，让他到俄国去一趟，回来写一本俄国要同美国打仗的书。老板预付了记者三万美金。记者刚刚破产，并准备同一位相爱的姑娘结婚，在长岛郊区买住宅。他完成任务后这些打算便能实现。他接受了老板的条件，动身到俄国去。但他看到俄国人并不想同美国人打仗。他写了一本完全违背老板意愿的书。老板看了大怒，撕毁了合同。记者没钱买住宅，姑娘也离他而去。不仅如此，老板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出书，无法找到工作。“这就是剧本《俄罗斯问题》的主要情节，也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这样回答：第一，不管剧本用哪种语言演出，都是一个不好的剧本；第二，主人公说的话不是美国人说的话，他们的举止不像美国人的举止；第三，即使美国有不好的出版商，但他们决没有剧本所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第四，美国出版商不服从任何人的指令，例子便是西蒙诺夫先生的书《日日夜夜》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最后，我希望写一本真实地介绍美国新闻体制的书，但很遗憾，这个剧本不是那样的书。这个剧本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见解，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西蒙诺夫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接触过各阶层的美国人，难道不了解美国人不想要战争？他写这个剧本完全是为讨斯大林的欢心，以弥补《祖国炊烟》造成的不良印象。
比《俄罗斯问题》更恶劣的剧本是《异邦暗影》。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简称《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现在只有强制自己才能重读这个对我是可耻的，对一个作家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如果有勇气不作践自己，完全可以不写。”1947年5月，斯大林把作协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叫法捷耶夫宣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苏联卫生部党组织致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的呼吁书，揭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他们研制出抗癌制剂，并出版了学术专著《癌症生物治疗法》。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1946年访美时，受两位教授的委托，把这本书带到美国，作为学术交流活动。苏共党组织（即斯大林）认为他们出卖了国家重要机密。要求将学术秘书帕林以间谍罪判刑，并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交“荣誉法庭”审判。法捷耶夫读完文件后，斯大林说：“应当铲除妄自菲薄的心理。应当用这个题材写长篇小说。”西蒙诺夫脱口说：“这个题材更适合写剧本。”西蒙诺夫后来说，他认为这类题材更适合写剧本，但他自己并无意写这个剧本。斯大林却认为西蒙诺夫答应写剧本了，便让日丹诺夫把有关材料交给西蒙诺夫看，西蒙诺夫不得不写了。这便是《异邦暗影》的写作由来。剧本是完全按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模式写的。细菌研究所所长特鲁布尼科夫是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研制出抗癌病微生物制剂。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奥库涅夫来找他，交给他美国学术同行的一封信。美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请求他把研制药剂的工艺寄给他们，他们才能确认特鲁布尼科夫的科研成果。特鲁布尼科夫出于学术权威的自尊心，准备把手稿的第一部分寄给美国同行，但遭到研究所同事的一致反对。奥库涅夫被揭发出来，原来他是美国间谍。特鲁布尼科夫由于对外国学者卑躬屈膝，严重丧失警惕性，等待人民惩处。斯大林看过剧本后给西蒙诺夫打了个电话。《回忆录》写道：“1947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新世界》看稿，《消息报》主编助手突然进来，告诉我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让我按下面号码给斯大林打电话。我到《消息报》总编室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说：‘我读了您的剧本《异邦暗影》。我觉得写得不错。但有个问题写得不对，需要纠正。特鲁布尼科夫认为实验室是他的私人财产，是不对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投入劳动，所以实验室是他们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实验室是人民和政府的财产。您的剧本里没有政府，只有科学工。然而问题涉及国家机密。我想马科耶夫（剧本中正面人物）到莫斯科去后，利欲熏心的奥库涅夫自杀后，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预，可剧本里政府并未干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剧本应当这样结尾：马科耶夫从莫斯科回到实验室，当众同特鲁布尼科夫谈话，说他见过卫生部部长，部长向政府做了汇报，政府责成他把特鲁布尼科夫留在实验室里，尽管他干了错事，但政府并不怀疑他品行端正并有能力把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看您应这样修改。具体如何修改您自己清楚。改好后发表。”
斯大林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指示西蒙诺夫如何写。斯大林宽恕了特鲁布尼科夫，正合西蒙诺夫的心意，但在当时那种反对崇洋媚外的气氛中，他决不敢宽恕特鲁布尼科夫。作协书记处在讨论推荐斯大林奖作品时，不少人批评剧本的结尾，痛斥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西蒙诺夫一旁暗暗发笑。他怕不说出结尾是按斯大林指示改的，可能让法捷耶夫闯祸，便悄悄地告诉他了。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称赞西蒙诺夫还算有良心，没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剧本发表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上演。斯大林特别重视《俄罗斯问题》和《异邦暗影》这两个剧本，为他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二战期间，上百万苏联军人到过国外，看到外国人的生活。他们不禁同自己的生活对比，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像他们所听惯的宣传那样坏，本国的生活并不像从小灌输的那样好。一股渴望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悄然兴起，这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必须扑灭。斯大林的手段是镇压，揪出“人民的敌人”。他提倡告密，大肆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马罗佐夫，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斯大林的深远谋略西蒙诺夫未必料到，但他对国内的恐怖气氛却深有感受，他自己便是受害者。十六岁那年继父被捕入狱，他和母亲被从军校宿舍赶到街上。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独自寻找住所。他在文学所学习时，亲眼见到同班同学被捕，自己也差点倒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讲一讲你在文学所是如何散布反苏维埃言论的。还想写奥尔仲尼启则呢，却赞扬白匪。”西蒙诺夫一下子吓懵了，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赞扬过白匪。“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同课堂讨论指导教师的谈话。他先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作家吉卜林，接着问我如何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在阿克梅派诗人中我只喜欢曼德尔施塔姆。指导教师说：‘您不喜欢古米廖夫，对他不感兴趣，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却是诗人。作为诗人，您不能不喜欢他。’接着便朗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这些诗他记得很熟。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有的喜欢，如《迷途的电车》和《雪豹》。于是我说，当然喜欢古米廖夫这些诗，但我仍然更喜欢吉卜林。”这已经是陷阱了，西蒙诺夫掉了进去，幸亏没受到惩处。西蒙诺夫吓破了胆，以后做事常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另外，西蒙诺夫三十岁便达到荣誉顶峰，不想失去所获得的一切。他的成功同斯大林的直接关注相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说，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我中学毕业，并上了职工技校，当了工人，进了文学所。在他的时代，我开始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战争前夕吸收为预备党员，后来转正。在他的时代，我当了战地记者，六次获得斯大林奖，其中一次受之有愧，其余五次当之无愧。在他的时代，我先后担任过《新世界》和《文学报》主编，作协副总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我多次获得过他的信任…”西蒙诺夫的性格被扭曲了。一旦环境宽松，他便显露出本性，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得不按斯大林旨意办事，不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俄国有人说西蒙诺夫是斯大林的帮凶，便与事实不符了。说他是斯大林的宠儿，意思并不错，斯大林确实喜欢他，但不如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知道西蒙诺夫是从读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开始的。1947年，有三本书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恐惧与无畏》、《虹》和《日日夜夜》，都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对《日日夜夜》的兴趣不如前两本书大。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条街上，红军奋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楼房。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官兵个个英勇非凡，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其次，便是营长萨布罗夫和女护士阿尼娅的恋爱。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另外，译文疙里疙瘩，也影响阅读兴趣。
西蒙诺夫1952年至1957年写了四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战友》、《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战友》讲述的是蒙古境内的哈勒欣战役。后三部小说的题材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由主人公谢尔皮林和辛佐夫贯穿全书。谢尔皮林是高级指挥官，担任过集团军司令，牺牲前被授予上将军衔。辛佐夫原是军报编辑，后任谢尔皮林的副官，获少校军衔。《生者与死者》写于1955年至1959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书中写到战争初期的失利，苏联飞机还未起飞便在机场上被炸毁。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溃散，陷入包围，谢尔皮林率领一个师突出重围。他在军事学院执教时，因主张研究德军的战术并充分估计德军的军事实力，1937年被清洗，1941年才被斯大林从科雷马召回并派往前线。红军将士并非个个英勇，也有贪生怕死的人，如巴拉诺夫上校。方面军政委利沃夫将军对被清洗过的谢尔皮林一直心存疑虑，多次请求斯大林解除他的职务，但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在《生者与死者》中，已经提到斯大林是否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了。谢尔皮林对妻子说：“我不懂，为什么敞开胸口等着挨打我不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竟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他们没向他报告。”在《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中，谢尔皮林对斯大林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是的，是斯大林！这就说明一切了，尽管你比别人更了解他，你知道战前发生的事，知道战争初期发生的事，还知道怎么也无法解释的事。他的钢铁意志何时消失，他的顽固自负何时开始。他的顽固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无数军事仓库被毁，这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这部小说写于1960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年代。到1970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