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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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帝位的事变后为取得必要的合法权威举行的一次仪式而已。

























































②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　28—30　页。



行政机制的变异

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风方面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
铁穆耳汗尽力保持忽必烈的统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则对这种模式不大尊
崇。１３１０　年，汉人监察御史张养浩（１２７０—１３２９　年）在上书中尖锐地指出，
皇帝的每一项政策都与忽必烈时不同，他质问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时期的
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③
从海山早年的经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倾向。①虽然他和爱育黎拔力八
达一样曾师从于儒者李孟（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年），但是时间很短，他受儒家文化
的影响显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军的最高统帅，并且总
是军务缠身。海山显现的是标准游牧骑士的鲁莽和朴实，对他的曾祖父费尽
心机建立起来的官僚统治和政府管理机制感到不耐烦。出于对大都现设机构
的不信任，虽然哈剌哈孙在新帝即位中贡献颇大，海山在即位后仅两个月就
把哈剌哈孙调到漠北任新建的岭北行省的右丞相。②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
他从漠北带来的侍从和将领。
漠视现存制度导致了海山滥授贵族及官吏官职，以致资格不符的冗员充
斥官府。显然是为了赢取对其权威的支持，海山在　１３０７　年和　１３０８　年就加封
了　１９　个王号，其中　１４　个是“一字王”。在这　１４　个一字王中，只有两个是大
汗的儿子，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时期的不成文法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
只有大汗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一字王。③海山还更无节制地滥授爵号和随意任用
高级官员。正如张养浩所言，甚至演员、屠夫、佛教僧侣和道士都被授予中
书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国公和丞相的名号。这一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它
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得到证明。④
除了滥授官职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机制败坏的另一个
举措是近侍为牟取私利不通过政府的正常途径，擅自颁布有关人事、财政及
司法的诏令。此处所说的近侍，显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内廷
官员和担当官廷侍卫的怯薛成员。①在海山即位后的两个月里，“内降旨”给
官的有　８８０　余人，得官者　３００　人。尽管中书省不断提出异议，这种做法还是
持续不断，因为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
同意，她经常干预政府事务。②
官僚机构的迅速扩大在高层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据　１３０７　年的报告，中
书宰臣已达　１４　人，御史大夫　４　人。③一年之后，枢密院在上书中指出忽必烈
时期枢密院长官只有　６　人，而现在已增至　３２　人。④为节省支付迅速膨胀的官


① ＇653＇《元史》，卷　22，第　477—478　页。
② ＇653＇《元史》，卷　136，第　3294　页。
③ ＇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与：关于的一个考察》；＇762＇李则芬：《元史新讲》，
第　3　卷，第　349—351　页。
④ ＇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　2，10a—b。＇653＇《元史》，卷　22，第　481、484、501　页；卷　23，第
524　页。
① 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41　页。
② ＇653＇《元史》，卷　22，第　485、487、492、497　页；卷　23，第　509、516　页。
③ ＇653＇《元史》，卷　22，第　481　页。
④ ＇653＇《元史》，卷　22，第　501　页。



员队伍的开支，海山于　１３０７　年颁诏按照铁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员员数裁
减官员。但是，这一诏令显然没有得到实际效果，两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认“员
冗如故”。⑤
官僚机构的膨胀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海山本人的花费更加剧了
财政紧张局面，在赐赉方面他甚至比铁穆耳汗还慷慨。海山按照铁穆耳时的
定例向参加他即位大典的诸王和官员颁发赏赐，但是由于储蓄告罄，到当年
秋季应赐的　３５０　万锭钞只赐出　１７０　万锭。⑥此外，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圣
地修建佛寺，为政府官员建宅，为购买珠宝，亦有巨额的花费。⑦更大的花费
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两都
巡幸时有一个舒适的中间停住地点。①
由于从前任者继承的府藏不足，加上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他即位初年
就遇到了财政困难。在他即位后仅四个月，中书省汇报的政府财政状况是这
样的：常赋岁钞　４００　万锭，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开支的实际只有　２８０　万锭。
但是，从皇帝即位以来，已经支出　４２０　万锭，应求而未支的还有　１００　万锭。②
１３０７　年的政府开支共计纸钞　１０００　万锭，粮　３００　万石。③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
亏空，海山用挖掘货币储备的方法来为应付开销。至　１３１０　年秋季，借用钞本
１０６０３１００　锭。④此外，还预售盐引，以弥补财政亏空。⑤在现有财源全耗尽之
后，海山政府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已达危机程度。
























⑤ ＇653＇《元史》，卷　22，第　504　页；卷　23，第　527　页。
⑥ ＇653＇《元史》，卷　22，第　481、486　页。
⑦ ＇63＇《元史》，卷　22，第　486、488、489、496、497、504、509　页；卷　23，第　517　页。
① 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　22，第　493、495、498　页。亦见＇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
第　640—643　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　1　卷，第　322　页；札奇斯钦：《元代中都
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　18　期（1987　年），第　31—41　页。
② ＇653＇《元史》，卷　22，第　488　页。
③ ＇653＇《元史》，卷　23，第　510　页。
④ ＇653＇《元史》，卷　23，第　516　页。
⑤ ＇653＇《元史》，卷　22，第　491、495　页。



“新政”

海山汗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
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
加税收。⑥为增加税收而设立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有过两次，是在色目理财大
臣阿合马和桑哥的领导之下，但是都因为采取高度剥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
被撤销。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从、宣政院使脱虎脱（畏兀儿人，死于　１３１１
年）建立尚书省的建议，但是御史台坚决反对。①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
化，乐实（死于　１３１１　年）和保八（死于　１３１１　年）催促海山重建尚书省以推
动财政改革，并终于在　１３０９　年　９　月重建了尚书省。②
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
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
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
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尚书省的主要官员是左丞相脱
虎脱，平章三宝奴和乐实，右丞保八。脱虎脱和三宝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
从。③乐实是忽必烈朝的官员，曾因贪污而被撤职。④保八在此之前的经历不
详，估计是因为他有理财经验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至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
中统钞和至元钞。纸钞的兑换额是新钞与至元钞以一当五，而　１２８７　年发行的
至元钞比　１２６０　年发行的中统钞已经贬值了　５　倍：这是半个世纪中通货膨胀的
一个生动标志。为强化新钞的价值，金、银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铸
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
决通货膨胀并且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１３１０　年发行的纸钞总量是　１４５　万
锭，等于旧中统钞　３６３０　万锭，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纸钞量的　７　倍，是元廷
此前印行纸钞最多一年的　１３０２　年印钞量的　３．５　倍。①
为增加税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国家垄断的盐引的出售价格比铁穆耳朝
末年增加了　３５％。②解除了产酒的禁令，并专设了酒课提举司负责征收酒税。
铁穆耳朝取消的欠税，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户每年收粮超过　５　万石的，亦要
向官府增交粮税　２％。
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征税者根据其征收的赋税超过　１３０７　年赋税限额


⑥ 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① ＇653＇《元史》，卷　22，第　488—489　页。
② ＇653＇《元史》，卷　23，第　513　页。
③ 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　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程钜夫：《雪楼集》，
卷　2，11b—12a。
④ ＇653＇《元史》，卷　15，第　319　页；卷　17，第　366　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676＇钱大昕：《潜
研堂金石文跋尾》，卷　16，29a—b。
① 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　23，第　515—520　页；卷　93，第　2370—2371　页；＇441＇舒尔曼：《元
代经济结构：〈元史〉卷　93—94　译注》，第　139—140　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
元代经济史研究》，第　57—59　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　68—69　页。
② ＇653＇《元史》，卷　23，第　520　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　118—120　页。元
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
粮食额在　１３１０　年则增加到　２９３　万石。③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
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
各机构的冗员。④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
忽必烈朝的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
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
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⑤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
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１２６４—１３２８　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
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①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
任。②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
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③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
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
他们的反对。海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