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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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 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①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②。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③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①。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 页。
①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675、2674 页。
② 《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 页。
③ 《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0 页。
①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 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②。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 艘、小号兵船4 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 艘，船价由原定60 万两增至107 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00 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③。同治二年八月（1863 年9 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䜣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①，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 年6 月3 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②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 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 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 页。① 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第8 册，第47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 页。
第六节举办洋务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①。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②。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 匹，载重达2800 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③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①。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 年8 月18 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②120 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 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 到9 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 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 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 页。
① 《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 册，第125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 页。
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 年5 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 年9 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 年2 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