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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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械缺竟乩斫炭剖椤罚ㄉ虾@剂晟纾┖�1908 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① 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24—454 页。① 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81—90 页。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 年9月28 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 年2 月,《地学杂志》第1 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 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 年间,共出版181 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 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第二节地质学1840—1919 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 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 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 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 of 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 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 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 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1840 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①:美国庞佩利(R。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 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 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 年来华考察,① 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第150—159 页。
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 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1888)于1866—1885 年4 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 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 年4 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 年间,他先后6 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 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 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 年第3、4 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 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① 参见吴凤鸣:《1840 至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 年第1 期,38—39页。
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 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 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 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 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 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 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 年只有2 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 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 年孙云铸(1895—1979)等8 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1913 年10 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 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 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 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 年7 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 名学生参加,其中18 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 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 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 名创立会员中有10 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 年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 年1 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 年1 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 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 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 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 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