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蛞跃粕拢瞬焕胗视小媒疲云浔馀靡病薄Ｈ绱嘶囊蕹埽得靼似熳拥芤殉晌缁峒纳妗Ｓ龅酱崤诶难笕耍赡懿淮虬苷蹋�
从康熙起诸帝虽都曾下谕旨，要八旗子弟兵勤操练和禁止各种陋习，但因体制未改，这些谕旨都只成一纸空文，无济于事，腐败日甚。八旗子弟的封建世袭和特权制度，是其腐败的根源。按清朝规定，八旗中有功之臣，尤其是宗室，均世袭其职，又分为十二级，不少八旗子弟几乎一出娘胎就有了官衔，到乾隆五十一年，世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阵亡人员，“子孙都可永承恩泽”。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从普通士兵很快爬到将军、大臣的高位。更蓄奴成风，对奴婢恣意虐待，致使婢仆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初年，每岁报部自尽者，即不下两千人。他们犯了法，有免刑、宽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清兵入关后，八旗即圈占近京畿房地，作为旗产，又发给口粮，子女七岁以上即食全俸。有些旗兵，已是满头白发，老朽昏庸，也照拿薪饷。他们大肆挥霍，拖欠债务，康熙、雍正诸帝都曾多次从国库中拨数百万两银子为他们偿债，他们照旧挥霍，到手辄尽。在文化上，也给予优待，科举优先录取，迅速委以重任。
但八旗子弟的特权越多，只能使他们的腐败的速度越快。君权正是他们最大的保护神。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御史罗家彦上疏，为解决旗民生计，建议“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竟遭嘉庆严厉训斥，被“革退御史”。乾隆时，为卸下八旗生计日益贫困的包袱，曾实行过“移住旗人”实边与移“八旗屯种”政策，但很快他们用汉人代垦、代耕，自己收租，不劳而获，索性仍溜回北京居住，将政府赐给他们的土地，或典或卖，不久依旧两手空空。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坚持封建特权，必然衰亡”，“金丝笼中的金丝鸟——一定养不好”。这就是结论。
二十
“四人帮”倒台以后，文坛上出现了《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等一批短篇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等戏剧。这批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说它们是“暴露文学”。他们认为革命文学只能歌颂，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作任何暴露；还说《伤痕》基调低沉，使人读了以后有压抑之感，不能引起昂扬的革命激情；认为它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有害的，等等。《未定稿》1978年12月发表了文学理论家洁泯的《现实、时代、时代的最强音》和杜元明、丁振海、朱兵合写的《时代风云谱新篇——试论近期的一批短篇小说》，对上述《伤痕》等作品进行了赞扬并对所谓“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两篇文章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在于通过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的职责除了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业绩以外，揭露批判生活中一切属于封建的范畴的东西，也是应尽的职责。文学是现实斗争的反映，而现实既存在光明面，也存在黑暗面，为什么只许歌颂光明，而不许揭露黑暗、和黑暗作斗争呢？文学的这种揭露和鞭挞黑暗的社会作用，不但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可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冤假错案如山堆积，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并且扭曲了人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此，光有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艺术的批判。两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在“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和反映这个运动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丹心谱》、《于无声处》等戏剧，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正气，称之为表达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一
《未定稿》1979年11月发表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合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这个戏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一个名叫李小璋的仍在东风农场劳动的知青，有一次进城，想看某剧院演出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买不着票，却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和市委书记的夫人钱处长等误认为中央首长张老的儿子，他们不但请他进剧场看戏，而且热情招待，钱处长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住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想通过李小璋（化名为张小理）的“父亲”张老的身份地位和特权而达到自己分大房子、从东北把女婿调回来和出国等个人目的。李小璋在东风农场劳动时就和女朋友周明华有恋爱关系，但因怕留农场不敢结婚，周明华已先找关系调回了城，但她父亲因李小璋仍在农场，坚决不同意他俩结婚。为此周明华催李小璋赶紧想法调回城，说“这事不能拖了”（暗示自己已经怀孕了）。化名为张小理的李小璋就利用赵、钱等人有求于自己的机会，想办法弄到市委书记批的条子到东风农场办妥了回城到某大工厂工作的手续。正在这时候，中央首长张老来了，骗子李小璋的骗局被揭穿，并被起诉，李小璋在法庭承认自己有错，但他反问：“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在发表这个剧本时，《未定稿》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有的人认为，它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生活中一些不正之风，指出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对党是有帮助的。还有的人认为，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提出问题也是好的。我们认为，剧本借剧中人张老的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是十分正确的。”为展开争鸣，在本期剧本的后面附上一封读者来信，在1980年1月又发表了漠雁的《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都是对此剧本提出批评的。此剧曾在一些地方演出，后被停止。但是不许演出，不等于这类行为不存在。
二十二
姚雪垠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笔流畅，故事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很有可读性，甚受欢迎。但是书中把李自成写得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引起许多读者问：既然是这样，李自成后来怎么会失败呢？姚雪垠写了一篇题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出版的《未定稿》上。
姚曾在《文汇月刊》发表长文《评〈甲申三百年祭〉》，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断言必须“推倒”，云云。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题为《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指出，姚抨击郭老文章的主要问题有两大类，一是“史学界迄无定论，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雪垠同志执其一说，便将郭老的论点一笔勾销，并大加挞伐”；二是郭老囿于抗战期间的各种条件，搜罗史籍不便，因而“郭文有些史实确有失误处”。就第一类问题，如历史上有无李岩其人，姚雪垠认为并无李岩其人，因而斥郭文为“沿袭荒唐谬说”，“不严肃”。王春瑜引证大量史料指出，在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王举出包括姚雪垠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确有李岩其人的史料。姚于1974年3月就说过：“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姚前后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类问题，王春瑜认为郭老的文章有些史料确有失实之处，予以订正，是必要的，但应从大处着眼，对于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过重大影响，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名著，更应该区分其主流与枝节，不能以小眚而掩大德。王春瑜的文章还运用大量史料指出姚雪垠所作的《西江月》和《商雒杂忆》中的错误。
二十三
罗尔纲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曾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过《太平天国政体考》一文，考证出了太平天国是“虚君制”。作为法学工作者的林欣在1981年6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了《从政体学说看太平天国“虚君制”理论——与罗尔纲同志商榷》。此文指出，所谓“虚君制”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取得自己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在同贵族实行妥协的条件下，才产生虚君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通过选举，产生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通过宪法性质的法律，来逐步消除君主的实权，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内阁来掌握实权。内阁处理政务只对议会负责，不对君主负责。君主由血统原则世袭，只有这一点像君主制，但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无实权。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典型。
而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太平天国一无消除君主实权的宪法，二无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和责任内阁，“虚君制”从何说起？罗尔纲以实权不掌握在天王洪秀全手中而掌握在军师杨秀清手中，就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制，这是说不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实权不由皇帝自己掌握，而由外戚或宦官掌握的事例很多，但都不能称为虚君制，因为外戚或宦官的专政都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他们都是以君主的名义来掌权的，都不能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改变君主政体的实质。罗尔纲还以中国历史上“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为由，说明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源远流长。林欣指出，这也是不正确的。列宁说：“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当然君主不能一人治理国家所有事务，他就设置丞相和各级官吏，但丞相是君主设置的，它的权力是君主授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撤换丞相，甚至不设置丞相，丞相等官吏的意见对皇帝只起咨询作用，皇帝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丞相的意见惹恼了皇帝，还可能被处死。君主政体下的丞相制度不可能限制君主权力。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虚君制”的理论不能成立。
二十四
《未定稿》是个争鸣的阵地。当时理论界关于异化、人权、人道主义等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未定稿》对这些问题也先后发表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如1981年6月在同一期上就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观点对立的文章：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王守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
根据读者来信，绝大多数赞同王守昌文章的观点。有的说，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作人。它主张人是最高目的，人有人的尊严和人格，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最高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所在。有的说：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意味着歪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兽道主义”，草菅人命，把整个社会推到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还需要精神和个性的解放，我们不但要发展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