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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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先生意谓在下不懂诗与哲学之别，而《神的变形》是哲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不用形象写诗果真就是对诗的本质的偏离吗？我看未必。诗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立象尽意，一是直言其意，自古如此。前者如上古虞舜禅位给大禹之时群臣合唱之《卿云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后者如唐尧之时一位老农夫独唱之《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太阳出来我干活，太阳落了我睡觉，打一眼井我喝水，耕一亩田我吃饭，皇上老儿的统治与我何干？如此直抒胸臆，怎么就偏离了诗的本质？
“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果真如此吗？我以为，诗可以形象大于思想，其时含蓄隽永，诗无达诂；也不妨思想大于形象，其时明朗畅快，撼人心魄。君不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君不见“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君不见“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做思想的直陈时，不是没有形象，而是大象无形。
“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诗与哲学这样分工未必妥当。诗贡献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美，此外还有情与思。诗言志。“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原诗》）诗固然不仅言志，诗也肯定不仅陈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乃诗之象，葡萄美酒乃象之所寓，夜光杯所承载的葡萄美酒，除了美，还有葡萄酒，包括酸酸甜甜的葡萄汁（情感）和烈性的酒精（思想）。
还有，何谓形象（意象）？我以为，意象可大致分两种：一是自然意象，包括山川景物风花雪月等等，二是社会意象，包括事物、人物、场面和情节等。《神的变形》以诗剧形式出之，由神、魔、人和人格化了的权力这四个角色的对话结构全篇，读其诗，人物、场面等社会意象宛在目前，怎么能说只是“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
庄周先生认为，穆旦《神的变形》受到推崇，是因为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看来，庄周先生是乐观主义者，他坚信禁忌必将消失。但愿他有幸而言中，但愿这个必将的“将”不要太遥远。在我辈看来，如果国人有幸能看到这个“将”，国人是宁愿问世二十余年的《神的变形》和问世二千余年同样以犯禁取胜的《离骚》一同朽去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想来，《齐人物论》有断语，无论证，迹近语言暴力。毕竟论者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
荆轲刺秦，无关恐怖
？ 章 明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把我国古代的荆轲刺秦故事与当代恐怖主义生硬地拉在一块，类比起来，于是燕太子丹就是本·拉丹，荆轲就是盲目送死的人肉炸弹，整个的刺秦故事就是一次恐怖袭击。其论甚奇，读后不禁吓了一跳。
荆轲刺秦（公元前二二七年）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桩壮烈的历史事件。最早记叙此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同“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自汉至唐，看法都没什么大的变动。可是到了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却把燕太子丹和荆轲都大骂了一番：“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大的贡献，可他性格执拗，执政时把王安石的新法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弄得他的同党苏轼也骂他“司马牛”。北宋到了他手里也就气数将尽了。性格的执拗决定了议论也执拗，不问事实，不通人情，拿一个框框去套一切事物，套成啥就是个啥。不错，在战争中使用刺客，并不是制胜之道。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形。在战国末年，当秦军已经灭了韩国和赵国，又直指燕国而来，不论太子丹派不派人刺秦，燕国都是要亡的，他自己都是难逃一死的，派了反而有一线生机，谈不到“挑怨速祸”。如果说丹有错，那就是他交待荆轲先劫持秦王归还诸侯们的土地，不成，再刺杀秦王。古人说这是“两端之策”，造成了荆轲刺秦的失败。荆轲也不是受了丹的豢养才去当刺客的。《史记》说他“为人深沉好书，尽与贤豪长者相结”，并非插标卖首之辈。当时秦王赢政残忍暴戾，杀人盈野，掠地无厌，已经结怨于天下，人人欲得之而甘心。荆轲接受太子丹的请求，是为了一个“义”字。同样，为了帮助荆轲取得成功，田光和樊於期两位贤者不惜自刎，当然也是义的驱动。不管今人怎样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他们是“以义合”的。在荆轲之后九年，又有张良用大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张良又是受了谁人豢养呢？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刺杀清巡抚恩铭，又是为了什么呢？照司马光看来，人们绝对不能碰权力者，只有等着让他们来杀。这种议论可真像他自己说的：不亦愚乎！
司马光彻底否定太子丹和荆轲的议论，在后世并没多大影响，人们照样把刺秦故事写入诗文，搬上舞台。对于荆轲的评价，实际上是和如何评价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到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年代，有人甚至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如此这般，自然就几十年没人敢写荆轲了。直到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荆轲才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说到秦始皇有功绩，也要分析地看。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等等，都是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他说得对，但是我总觉得代价太大了。五百年百家争鸣的局面顿成绝响，二千年历代封建暴君相继肆虐，言者有罪，流毒无穷。把一个空前残暴的专制魔王捧得那样高，恐怕也只有以“当代秦始皇”自居的人能够说得出来。
本文开头提到的文章，就是沈敏特先生写的《燕太子丹在哪里》（载《同舟共进》九期）。如果文章中的类比能够成立，荆轲等人当然也就一文不值，司马光又是对的了。愚见以为，性质不同的事物不能类比。当代恐怖主义至少有两个不同以往的特点：第一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不是敌方首脑）为屠杀的对象。第二是采用现代的高科技和毁灭性武器，造成尽可能大规模的杀伤，一次用几分钟就杀死数百数千人。且不说正义与邪恶不能混淆，光说这些手段，都是古代决不可能有的。文章又说“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际之间是穷国、弱国，在社会上，则是弱势群体”。这可不一定。有些国家并不穷弱；本·拉丹是沙特的亿万富翁，绝不属于弱势群体。
沈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有些文章非常警辟，但是这一篇实在有些费解。
跟随石先生推理
？ 黄一龙
“9·11”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恐怖分子在和平时期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大规模地残害无辜平民，可称史无前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在震惊之余寻求答案，注家蜂起，异说纷呈，彼此问难，互相补充，读了以后很长见识。前从《书屋》2002年第二期上得见黎明先生短文《为恐怖叫好很恐怖》，表达了他对某些人欢迎恐怖主义的见解之拒斥。后见该刊同年第六期又发表石天河先生长文《话语恐怖与文明冲突》，却又把黎文归入恐怖主义科的“话语恐怖”目，认为为恐怖叫好并不恐怖，而批评为恐怖叫好才恐怖。看来石先生真和黎先生发生“文明冲突”了。我本来是很赞成黎先生的，所以很想知道为何他的意见（当然也就包括赞成他的意见的鄙见）居然比支持恐怖主义的“话语”或比恐怖主义本身还恐怖，所以也就多遍精读石先生的文章，于是得知石先生有一种独特的的推理方法，只要跟着他走，不仅可以驳倒黎先生，而且几乎可以驳倒世间一切常识。这倒有些恐怖了。
例如石先生声明，他认为中国政府“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主张”“最正确”。可是石先生的这一无疑也最正确的结论是这样推导出来的：
——“9·11”袭击是恐怖主义，“张良刺秦始皇”也是恐怖主义，对清廷官员“搞过好多次暗杀”的“孙中山的信徒”也是恐怖主义。
——所以“谁能判断哪种‘恐怖’是‘正义的恐怖’，哪种‘恐怖’是‘非正义的恐怖’呢？”
——所以“还是我们中国政府这种主张最正确：反对一切恐怖主义”。
原来在石先生要说的是，“中国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分不清正义非正义，干脆在反对“9·11”的同时也反对张良在博浪沙棒打秦始皇（幸好“误中副车”），反对徐锡麟杀巡抚恩铭（已经成功但被清廷捉住杀掉了）。这很难说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歌颂，很难不被认为是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政策的嘲讽。
把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行径和对于暴君酷吏的惩罚，统统说成是“恐怖主义”，然后来证明反对恐怖主义之不讲善恶不讲是非，从而再证明黎明先生也不讲善恶不讲是非因而很恐怖，这就是石先生的推理方法。
不过孤证不立，我们还得再跟着石先生走走，看看后面的道路是什么。
“怎么能说用‘肉弹’就是‘野蛮’和‘恐怖’，用‘贫铀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石先生问道。显然这不是寻求答案的“疑问”，而是反击论敌的“质问”
除了谁说过贫铀弹“就是‘文明’”这一点待考以外，这个质问还是很雄辩的。因为“肉弹”是杀人，“贫铀弹”也杀人，有什么文野之分恐怖非恐怖之分？你回答得出来吗？
那么且让我们跟着石先生的思路雄辩下去——
第一步：怎么能说贫铀弹是“野蛮”和“恐怖”，而普通炸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须知炸弹都是杀人的呀！
第二步：怎么能说普通炸弹是“野蛮”和“恐怖”，而步枪子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须知后者也是杀人的呢。
第三步：怎么能说子弹就是野蛮和恐怖，而拳头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你能说出一个人被拳头打死和被子弹射死炸弹炸死“肉弹”撞死甚至就充当“肉弹”有什么区别吗？
才走三步，我们就可得出结论，“9·11”那样的恐怖事件，是和用拳头揍人一样的，天天都在发生；黎某不去反对天天发生的拳头揍人，倒对“9·11”的“肉弹”大喊大叫，不是“话语恐怖”是什么！
才走三步，“恐怖主义”的范围就被无限扩大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