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的帮助-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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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特别是政治中常常出现适得其反、泼油灭火的情况，老子早早发现了这一点：规定越多越过细，民生就越困难，百姓就越贫穷。各种财货宝贝越多，反而越是争了个昏天黑地。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越高，不靠谱的事就越多。法令越来越严格，违法的罪犯也随着增多。
老子关于利器、伎巧、奇物、难得之货等的说法，拿到今天，倒是可以引申到另一个角度，即一个社会不仅要注意发展生产与效率，还要注意分配、社会公正与人民的教育，注意道德规范与应有的约束与自控。类似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
老子关于法令越发达犯罪越多的发现，有颠倒原因为结果的问题。因为毕竟不能说法令乃是犯罪的诱因，不能说技术是假冒伪劣的罪魁，也很难说利器、好用的或值钱的货物以至武器本身造成了昏天黑地的局面。忌讳多了使人贫穷，倒是容易说得通，因为你捆住了百姓求生存求富裕求消费的手脚。
但是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执政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仅仅通过控制、管理、禁止、设防等手段，是达不到有效执政的目的的。对于没有把握的举措，宁可失之于少，不可失之于多；宁可失之于迟慢，不可失之于急躁、失之于轻举妄动。执政者应该研究更深刻更本质的原因，应该采取更多的治本的举措。例如法令太多或太少，都不应该是产生盗贼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应该从分配的公正性与百姓的教化程度、守法程度，以及执政者的身教状况即奉公守法状况方面去寻找、研讨。
无为，民自化；好静，民自正；无事，民自富；无欲，民自朴。这仍然是一个好理想。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直到国家与政党消亡的理想取向是一致的。然而理想固是理想，现实则还达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令智者长吁、令恶性有为者、恶为者仍然肆无忌惮、仍然大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第五十八章 祸兮福所倚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为政比较粗线条，比较宽松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较淳朴忠厚。你的为政过于苛细，过严过死，无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难管和怨声载道。
灾祸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气正是灾祸的包藏。谁知道福气与灾祸的终极标准与运转的根本规律呢？这里并没有绝对的正解指标。正常会转化为奇——诡异、另类、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长会转化为妖魔邪恶、怪力乱神。在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何者为善、何者为妖邪的问题上，人们感到困惑迷失，已经好久的时间了。
所以说，圣人方正讲原则，但是不伤害他人；清廉严肃，但是不刺痛谁；直截了当，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悦，但是不炫耀自身。
为政苛细，明察秋毫，包揽一切，干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思路。是《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我们》这三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系列所描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生活现象。《一九八四》中描写由老大哥通过电视机带领全国人民做体操，而且他们的电视接收机具有监控摄像功能，任何一个人不好好做操，都会被惩罚。《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优生原则掌握，包括做爱，也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表与要求细则进行。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老子》中，中国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当然后两本长篇小说具有反苏倾向，其中的反共主义并不可取，但是作为小说，其不无夸张地描写一种其政察察的极端画面，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于《美丽新世界》一书则描写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效率和科学都异化了，成了人生的对立物。它的时间采用“福特纪元”，即自福特公司发明的生产流水线为新纪元的开始，这样的流水线摧毁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后防线。
其政闷闷的国家，例子不好举。但是我们有一些说法做法，可以参照。如讲放手，讲抓大放小，讲放开一批。再如把计划改为规划，讲调动积极性，讲相信人，讲宽以待人，讲宽松的环境，讲意向协议，讲模糊数学，讲掌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讲和稀泥、捣糨糊、协调一下、必要的妥协，讲先搁一搁放一放、冷处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细……
还有我们最喜欢讲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还有“找他谈谈话”、“安慰一下”、“做点工作”、安排一个虚职……都不无其政闷闷的意思。相反，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心细如发，对于修表、刺绣、精密仪器等行业的从业者也许是必需的品质，但是对于从政者、执政者、领导人来说，未必总是正面的特性。
按现代西方的行政理论，人们不仅应该懂得横向的分权，也应该懂得纵向的分权。该科长管的事，处长不要越俎代庖，局长与部长更莫不如此。胡适对蒋介石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打网球，手下送来了加急电报。一份电报看了，艾说，此事应由国务卿处理，照打球不误。又一份电报来了，他说应由五角大楼处理，仍然照打网球。据说胡适的此文使蒋大不高兴。
其政闷闷与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还体会到并且也从百姓的所谓淳淳与缺缺中，发展引申到高调与低调的意趣。
闷闷，应该是粗疏的、相对低调的施政。作为施政者，你提出来的目标都应该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兑现可检验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施政者的目标应该集中在民生问题上，因为民生目标是最少争议、最可以通过实践达到的。
而其政察察，则摆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态，摆出一副历史从今天开始的姿态，必然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使执政施政过度地意识形态化、理想化、高调化、泛漫化、无边化。其结果只能造成过高的预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释为刁钻狡猾——这也是执政者教的。或者将缺缺解释为牢骚满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恶劣风气。
我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里也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但百姓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原因是他们的其政闷闷，绝不察察。他们执政的调子本来就不高，社会期待的标准也不高。
人当然有私心，这是他们的逻辑。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给人一个启发：执政者的号召政策调门过高，如动辄要求大家牺牲自身利益，舍己为人，其结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调行事，却以你的高调来衡量你自身，反过来对你的表现严苛评判，认为你压根就没有做到那个超级高标准，只能使你诚信扫地。
窃以为，还不妨将闷闷与难得糊涂的说法相联系。我们讲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于有精明也有糊涂，有管严管住的，也有其实管也管不了，不如适当放手的。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执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规性。我不知其详。但我想，对于一个科学家、艺术家、明星来说，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过于天才型了，过于个性化、与众不同，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创意汹涌而来了，也许并不总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有好处。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闷闷，也许比其政惊雷闪电、其政鲲鹏龙虎更好。
从闷闷产生淳淳，察察产生缺缺，老子把论述引向哲学层面，提出了关于祸福转化的思想。
有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后，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祸兮……福兮……”的话来消除丧气，增加信心。
在我们的经典文化与民间中，表达类似内容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满招损，谦受益”、“吃一堑，长一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都是中国的先人在复杂诡谲的世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它教给我们，看事物至少看两面，正面与负面，前面与背面，效果收益与损失危险。任何事物都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一种后果、一个方向的。
老子在这里是紧接着闷闷与察察的辨析而谈祸福的转化的。原因是闷闷看似不佳，却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强悍，无敌于天下，却会使民缺缺。为政行事，切不可只看只想一面的理，而忘了另一面另一类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样，越是不会弈棋的人越是只想着自己怎么走怎么出招怎么妙极，从不考虑对方会有什么回应棋局会不会逆转。
正化为奇、奇化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为是正统，称孙中山等为乱党，后来民国成了正统，袁世凯、张勋等才是妖孽。蒋介石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为“匪”，而我们也曾称蒋为匪帮。斯大林曾称南斯拉夫铁托为叛徒、机会主义，我们后来又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后来又一阵风吹了，后来苏联垮台了……
再举个轻松些的例子，当我观看实力相仿的两个球队比赛时，一会儿你觉得优势在这边，一分钟后你又觉得优势是在那边，谁胜谁负，谁正谁奇，这里有什么规律吗？是偶然的吗？有规律你为什么闹不明白呢？是偶然为什么行家又看出了那么多道理，出现那么多评论？看乒乓球赛更是如此，一球之争，胜也胜得飞快，败也败得偶然，一会儿是甲方主动，胜劵在握，一会儿是乙方反败为胜，令你大跌眼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小小的一个黄球会飞到什么地方去。
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吗？老子那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局呀。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认识到这一点还不算是最困难的。困难在于你怎么样在你最困难、你被指责为“妖”的局面下，尽快扭转不利的局面，同时在你被认为是正是善的情势下，怎么样警惕与防止复化为“妖”、化为“奇”，怎么样防止至少是推迟再次进入逆境的时间表。
老子的这一段论述，同样包含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谁正谁奇，谁善谁妖，这都是可道的一时之道、权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时，无常、人之迷日久、正化为奇、善化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体现，叫做认识其常者，非常道，认识其无常者，反而是常道。认定是绝对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绝对真理，而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的人，却稍稍接近了一下绝对真理。这个说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为它有一种危险，颠覆一切判断、价值、造成世界末日式的混乱与崩溃。
当然，我们也不妨与老子辩论，这样一来，会不会走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我们再无是非真假美丑善恶之辨了呢？那样我们岂不更蠢、更没有希望、更没有活头了吗？
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