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的帮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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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萨达姆丒侯赛因，他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信仰主义者，胜利者、独裁者、英雄、囚犯、问绞者……他也转悠了一大圈，没有能复命归根、知常曰明。他的命运主凶，是一个悲剧。
比如鲁迅，被视为圣人，被树为完人与超人，又被一些人痛恨与詈骂。其实鲁迅有自己的本态常态，他是一个深刻批判的冷峻的作家与战士、思想家与斗士，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悲情与激烈。
比如胡适，他是学者，但是他的学术上尤其是思想上的创意性贡献有限。他是自由主义者，他为中国的思想界学界带来了许多启发。他被列为候补战犯，他被全国批判，现在又恢复了他的本态，他的书在海峡两岸都出版，却也热乎不到哪里去。
比如我自己，本来是个“好学生”、“好孩子”的状态，少年时期一心当职业革命家，成绩有限，弄成对立面也是历史的误会，与其说是误会不如说是历史拿人开玩笑寻开心。然后是委员、部长，然后……回到我的积极参与的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人的本态常态。我的幸运就是终能复命归根，略略知常曰明，当然只是基本上与大概其。
谁能清醒？谁能明白？谁能不被一时的潮流卷个晕头转向？谁能不跟风前行？谁能不势利眼？谁能不苟且迎合？
而如果能虚极、静笃、观复、曰常、归根、复命、知明，就是有了道行了，通了大道了。
老子再次强调人与大道的统一。他的“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后面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回到本态就能恒常，能够恒常就能明洁，能够恒常（虚极、静笃、不意气用事）就能容受，能容受就能公道，能公道就能当首领，当了首领就要知天意天命，知道了天意天命就与大道一致，亲近了并一致于大道，就能天长地久，至死也不会出现危殆灾祸。这种论述方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鼓作气、步步高升的串起来的立论法，文气恢弘，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学》上从诚意、正心开始，一路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种串论法。缺点是它们的逻辑依据并不充分，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我们不妨认定，修身对于治国是必要条件，但并不就是充分条件。自我修养很好的人，为人很好的人，就能统治一个王国并使之胜利前进了？未必。一个人能够复命回到本色就能与天道一致了？也未必。倒是逆对定理能够成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是老几都动辄闹笑话，他怎么可能有容纳性、公道、明白事理、做成大事？
从小的前提得出大的结论的过程并不可靠。从一个复命、知常，就能扩展到能容能公能王能道直到没身不殆上去？太夸张了，太直线前进了。
再说，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扰、紊乱，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变数和异数，有意外的与无规律可循的灾难或幸运。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个交通失事或传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万一碰上彩票中奖也会命运改变。西方的偏于科学数学的思维方法，就很重视这些具体的元素。近年还时兴起紊乱学说来，它的代表性的说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扑腾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从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题。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没身不殆的命题，取向恰恰相反，是认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势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思想家强调的是必然，是前提决定论，是大概念决定论，是决定论而不是或然论。
中国的模糊逻辑的方向是，大道决定一切，抽象决定具体，本质决定现象，本原决定结果。同时，现象体现本质，具体体现抽象，一切体现大道。两者呈递升或递降的类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有A则→B，有B则→C，C→D→E直至Z，同时得Z即可断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这大体也是毛泽东所论述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的公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决定了孔学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区分，分析分解，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偶然也可以变成必然。有时候就是头痛决定头，脚痛决定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强调任何公式应该来自实验、统计、计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还要有小前提，还要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呢？难说。你虽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识与专业的准备，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个好王的必要条件，不甚公但是有实力有手段有客观的需要，照样当王不误。同样，甚为公正公道，不但当不成王，连命都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第十七章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高明的统治者，下边只知道有这么一些人，知道有他们就是了。差一点，人们还需要忙着靠拢他们、歌颂他们、讨好他们。再差一点，这些王侯官员让人害怕、畏惧。更差的是老百姓轻蔑和嘲笑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缺乏公信力，人们信不过他们。
如果你做了不够诚信的事情，也就有人不相信你了。好样的统治者是从容不迫的，说话也不多，言语珍贵。事情都办成了，老百姓说，那是我们自己干的呀。
老子在第十七章勾画了一幅理想主义的行政图画。他不像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那么绝对与脱离实际。承认有这么个统治者的存在，跟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互不相扰，不那么亲密，也就不会产生多少矛盾，保持着某种距离。亲戚远来香，官员也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
又亲近热乎，又赞歌高唱，好是好了，太好了期望值就高，高了就容易失望：所谓爱恋生期待，期待生嗔怨，嗔怨生烦恼，烦恼生不满，最后弄不好会反目成仇。
亲近热乎，赞歌高唱，还容易产生虚伪，变成手段，变成心机。
上述情况下，在上的人物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修正。在赞歌盈耳的时刻，孰能清醒，孰能改过？陈毅有诗云：“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使人畏惧其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方面国家是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但另一方面迷信暴力则只会自取灭亡。因为只有力量而没有信任是危险的，是容易转眼崩溃的。
让老百姓觉得是自己在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更理想了，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为政之道在于相信人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政者统治者集团再高明再伟大，能做成的事其实是有限的，而如果是老百姓的力量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能做的事要大得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为政不可能成功。多咱老百姓能有自己办自己的事的能力，有自己帮自己的感觉，能自己消化问题，能自救自慰自强，能为自己办事而不受干扰，只受支持，这个国家就大治啦。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被丢弃了，人们各行其是乃至胡作非为了，才会出现对于仁义道德的提倡彰显。智慧计谋发达了，心眼儿越来越多了，虚伪与欺骗才会越来越多。礼崩乐坏，六亲不和，六亲不认，才痛感到了孝子慈父的可贵乃至人为地去进行本来不需要灌输的孝慈规范教导。国家政治乱了套了，国君无德无才陷入危难了，才大呼大叫地闹什么忠呀勇呀的什么的。
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内容尖刻，逻辑铁定，观念惊人，语气沉痛，字字带血，掷地有声。我的感觉是，这是老子的警告，是老子的痛心疾首，是老子的诅咒，是老子击起的一道闪电。
一般人都认为，仁义道德、智慧谋略、孝子慈父、忠勇良臣，是国家的宝贝，是社会的栋梁，是价值的核心。而老子的逻辑恰恰相反。人们压根就应理所当然地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同享天饷，共度美好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心存诡诈，歪门邪道，社会风气败坏，才需要把一个仁义道德呀爱心呀助人为乐呀见义勇为呀挂到嘴上。如果本来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还人为地推行推销个什么劲？
智慧谋略，有一点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太强调智慧的结果，却是忽视了天然的大道，是用尽心机为自身打算，一直发展到损人利己，虚伪狡诈，诡计多端，尔虞我诈，大骗子玩弄着小骗子，小骗子糊弄着大骗子。
家庭亲属，天伦之乐，父慈子孝，兄弟手足，相亲相爱本来是天性，把慈与孝变成了道德规范这本身就不自然不真实了。成了规范标准以后，便要作状，便要显示，便要竞赛，便要勉强，便要口是心非，便有万般假冒。事实是把孝挂在嘴上的人一定不孝，把慈挂在嘴巴上的人一定不慈。母亲为孩子喂乳的时候需要声明我是慈爱的吗？孩子绕父母之膝而乐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做孝子吗？一个孩子一边为双亲做一点服务，如搀扶双亲走路或给双亲倒一杯水，他需要一边说我是在尽孝吗？如果他做一点点事的时候一再声明是为了孝，他的双亲能够舒服得了吗？
忠啊忠啊，我们的经验可不少，只想一想什么时候一个忠字在我国大地上满天飞满是价（不是别字，千万不要改）喊吧，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大喊忠的时候，也就是动乱浩劫，阴谋陷害，残害忠良，遍地冤屈的黑暗时期！
老子的这些说法很警世醒世，贾宝玉后来发表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理论，用的也是老子笔法。宝玉的意思是，文死于谏了，说明君昏；武死于战了，说明国之不保，君之无助。我戏称宝玉是用极“左”反对极“左”。可见老子的老到。
民间也讲什么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虽是从正面的角度讲说与老子此章所讲到的同一类现象，也同样启发人的思维：对于忠臣孝子之提倡，不能不心存思忖。
老子有一个假定则是纯粹的乌托邦。他假定人之初性甚善，不搞这些文化智慧价值道德学问知识政治军事本来会天下太平，淳朴良善，伊甸乐园。他的这个假设不能成立。人是要进化的，大脑是要发达的，科技是要使用的，民族国家集团是要结合构建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人是要竞争的，恶与善同在，竞争与进步同在，文化与罪恶同在，你无法用消灭禁止文化进步科技智慧的方法防止罪恶。相比之下，西方的原罪观念与用法律和相互监督限制惩戒犯罪的路子更现实一些。
老子的意义不在于他开出了防止文明与道德旗帜下的罪恶的药方，不，他的药方里包含了不可能的虚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