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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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心、具诚信、谦卑、智慧、宽恕、坚持和慎言。为官不应有个人偏见，要真心为人民服务；不应自以为高人一等，自诩为王；不仅要宽恕攻击自己的人，还要宽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即使自己是真理在手，绝对正确；而慎言并不是要谨小慎微，有话不说，藏在心里，而是在面对攻击和批评时心平气和，不说“过头话”。
在特区政府高官里，马时亨人缘好是出了名的。他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以来，在加强同各方沟通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证券业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大为减少，他还十分注重和传媒的关系，连续两年自掏腰包举行“烤羊大会”，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旗下的高级官员与传媒见面与沟通。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夫人和女儿的一幅幅照片引人注目外，还醒目地摆放着参加部门内部活动时同事赠送他的纪念品：一件是下属创作的花鸟画，一件是用彩纸精心折叠的孔雀。他这个外来的问责局长与公务员同事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也足见他对这份情意的珍重。
对于有人说他“圆滑”，他这样回应：“我的成长经历，令我自小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对任何人都抱以谦卑之心，在任何时候都待人以诚，为人着想。我做人的哲学如此，绝对不是刻意的。”
在马时亨看来，投身政府令他损失最大的，不是丰厚的收入，也不是每天要面对攻击和责骂，而是“不能去台湾”。而令他恋恋不舍的，不是台湾的风景，也不是台湾的食物，而是台湾的一个亲人——他的舅舅。“（著名艺人）曾志伟的爸爸是我舅舅，志伟是我表弟。我们家境不好，多亏舅舅帮我们，病了都是他给钱看医生。所以，我们家人一直很感激他，与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后来去了台湾，我没有加入政府之前，经常去看望他。自从加入政府后，就不能去了。”
马时亨1979年与大学同学王培琪在加拿大结婚，20多年来夫妻非常恩爱。太太是多年的基督教徒，马时亨则于2003年受洗。马时亨夫妇有一对非常引以为傲的女儿。小女儿是英国会考十Ａ状元。2005年她前赴北京参加一个交换生计划，立志要学好普通话。大女儿在英、美两地完成学业后，在港大攻读教育学博士。问及他有何“秘方”，能够教出这样两个出色的女儿？他轻松地说，其实他一直没有给她们压力，最重要的是灌输他们正确的思想、价值观。鼓励她们，总好过敦促她们，也不会将他们与别人比较。言谈中，他也透出当中玄机，就是太太对女儿的培育。“这全是太太的功劳。学校的功劳也很大。”
马时亨读过不少名人传记。“我是读历史出身的，读传记可重温历史，温故而知新；也学习伟人们的处世素质。”这些伟人，有公司总裁、外国领导人，如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包括中国领导人。“我读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治国心得。他们的高瞻远瞩、胸襟广阔，令我衷心敬佩。”
认识马时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忆力过人，很多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下次见面他都能说出那人姓啥名谁。他当年在商界的朋友则称他为“超级太傅”，赞扬他知识“十分广博”。
谈及成功之道，他认为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A”：Aptitude（热忱）、Ambition（抱负）和Attitude（态度），其中态度最重要。人生好多事情，都是不如意、不理想的，最紧要的是时刻保持积极态度。
马时亨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出生于香港；1973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主修经济及历史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两女任职履历：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美国大通银行、熊谷组（香港）及加拿大多美年证券，并曾在纽约、多伦多及伦敦工作近十年曾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成员、港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地产代理监管局委员，电讯盈科财务总裁、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成员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领袖香港 第三部分
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1）
梁振英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面对外界持续不断的关于他将成为未来特首的传言和猜测，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当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
专访：时间能证明一切
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中，您是惟一的连做两届的成员。在过去8年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过去8年最大的感受，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实。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是句套话，但这个过程确实给人以很多启发。
回想1997年前许多港人对回归的疑虑甚至恐惧，比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了。虽然那时候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明确了一系列保障，但香港人还是不放心。1988年做基本法咨询的时候，我当秘书长，到各区听大家的意见。在九龙公共屋村，有人向我提出：“梁生，不用多讲，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1997年7月1日到楼下买早餐，用什么钱？”一些老人家对我说：“年轻人，你没见过，每次政权的转移，不管是1949年后的中国内地，还是日本统治香港之后，都要换钞票的。港币如何流通？”我说，原有的银行可以继续发钞，他们问：“原有的银行就是汇丰和渣打是不是？”我回答：“当然是了。”他们说 ：“汇丰已经把注册地从香港迁到伦敦了。渣打是英国注册的银行，是谁去发钞？”我说，“中国银行不是也可以发吗？”很多人就说，“要是中国银行发钞的话，只能以一个打了折的价值在市面上流通。”当时一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在从广州到香港的列车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敢说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有两种制度，但我可以肯定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1997年后港币不可能与人民币并存。而且由于港币流通量比较小，必然会被人民币取代。”这种预测当时对香港人冲击很大。不仅如此，香港的专业人士还忧虑是否能够维持原有的一套专业制度，内地的工程师、医生等会不会大批来香港执业，影响他们的饭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学念法律，出来后是不是能当律师？香港是不是还沿用普通法？等等。都是关乎在一个国家里，另一种制度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生活方式能否保持不变的根本问题。
回归8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如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们开行政会议做有关应对决定时，感到难度都很大，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回归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大。当年大批的人不惜变卖家当移民到国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说明当时想像的困难肯定比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护照、钞票和学历是否被认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纷纷回来了。如今经济复苏和转型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等，也都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事物往往如此，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但只要持之以恒去做，就一定能够解决。
您如何自我评价过去8年中作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表现？
作为一个服务社会的人，评价一是应该由别人做，二是应该在将来做。作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我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在基本法中有一个特定的角色，我本人和其他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都是本着从香港全社会和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出发，着眼点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在此前提下，尽最大能力提供最好的意见给行政长官。
社会上的利益关系是多元化的，所以经常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香港有一个说法，某一个决定如果能得到社会上一半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好了。
您为CEPA的诞生奔走多年，该协议签署以来您又多方大力推动。在实施一年之后，您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政府的推动力远远不足”，内地省市部门“仍保持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是英国专业服务的主要市场，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怎样多向香港出口专业服务。那时英国当权者从来没有想过协助本港专业服务出口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希望两地政府官员打破旧思维，在推动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方面，“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况，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奥运投标，别国的专业团体代表，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带着去拜访内地有关单位的，以显示政府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区政府只会做一般的事，不会带业界人士一起出访，他们好像很忌讳这样做。在外国也经常看到，如果美国总统知道中国要购买波音飞机，他便会和有关公司高层一起推动，丝毫没有忌讳。即使是发电厂、农产品，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帮忙推销。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传统和文化，至今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处理得好，对香港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香港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只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货柜港而已，因为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伦敦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航运中心，可是没有码头。码头业与航运业是两码事，码头业主要是搬运，而航运业是提供服务，是不同层次的，产值也不一样。伦敦做什么呢？做所有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从船舶的买卖、租赁、融资、保险、中介及其相关的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香港也都很有条件做。香港教育水平较高，有很好的专业人才和制度，有基础发展与航运有关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服务等，但遗憾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做起来。香港土地少，价格高，长远来说怎样与盐田、蛇口港竞争？今天尚有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于内地对我们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司机能够开着香港的货车到内地，但内地司机不能开着车到香港提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朝专业服务提升。我们搞工业，一百万的订单，七八十万要从外面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我们能赚到的不过20万；而出口100万的专业服务，纸张、计算机等耗材加起来只几万，90多万都进了香港人的口袋。
CEP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并不一定水到渠成。CEPA是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独立关税区之间实行的，两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别，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现时内地不少专业事务所与政府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政府仍有一种保护思维。比如要求香港估价师须在内地注册后，具一定经验才可开设估价师事务所。但香港估价师在未注册前，根本不能在内地独自执业，也就无法积累经验，这岂非令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在内地开设事务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专业人士应该搭建起一个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