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论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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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在眼前：中国媒体虽然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全球，实际上却传之不远。
　　刘长乐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印象深刻：1999年，他率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拍摄队伍来到埃及卢萨卡，和导游谈起1996年一群游客在开罗被激进派组织枪杀的事件。没想到，那位导游非常气愤，问他是不是听美国电缆新闻网讲的，声称这个电缆新闻网“到处造谣”，埃及人掌握的证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说话没人听”，这位导游摊开两手说。
　　刘长乐说，且不论事实是不是真的，但这位埃及导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传统国家、传统文明对强势文化的抗拒与无奈。这种情况，对中国是一种警示，因为你的形象是通过别人的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上帝说，要有天，于是有了天。上帝的意图是用声音表达的，因此，这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如果上帝的声音是通过广播和卫星电视表达的，那么它的旨意将被更广大的人群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声音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被打上了问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那些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与国家里，人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这一点，上帝是知道的。
　　世界上只有西方的声音，只有英语的声音是危险的。世界需要多种声音，媒体需要世界大战，真理越辩越明，仗越打越精。虽然华语媒体力量还不够大，目前只能打游击战和持久战。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谁，而是为了让世界更精彩。
　　2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
　　法国的文化官员指责美国人的媒体大战和传播“无国界”的主张是提倡“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因为鸡在这里不是对手。西方的话语权会使身处弱势国家的文化或发生贬值，或逐步消解，在西方压倒性的声音中孤立无助。
　　人们身上一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在阻隔跨民族的文化交流。
　　●人文中心主义
　　大多数人习惯将自己的文化看做中心和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一种“从本群体的角度看待其他民族的、将自己的习俗和规范作为所有评判标准的无意识意向”。我们将自己，将自己的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其他的群体分别置于相应的位置。他们与我们越是相似，就越接近于我们的位置，他们与我们区别越大，我们就把他们放在遥远的位置。
　　●理所当然
　　一般来说，人并未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受其文化影响的，而其他文化里的人们有着其他的、自己的看问题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文化，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世界“本身”就像它所表现的一样；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理所当然”组成的，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些东西、人物、过程、关系，也是“自然的”和“上帝所希望的”。
　　●优越感
　　人文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的文化，为了抬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的文化。“西方人”当然也不例外，至少在现代开始以来，欧洲人——包括受其影响的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地球上唯一的、真正的文化和文明，自己是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楷模。当其他地区和文化的人们并不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大惑不解。
　　●民族主义
　　当民族认同感上升到人文中心主义时，问题就来了，它意味着对本民族的高歌颂扬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贬低和蔑弃。当双方的思想发生碰撞，产生了明显的误解时，人们常常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理所当然的思想，而更愿意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对方的愚蠢、傲慢或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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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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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放的天空”之下，跨文化交往的频率不断增加，但数量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改善。
　　如果在观念和方式上不加以改变，这种交往则会加深认识问题的既定模式和偏见，特别是当人们用自身的利益来充当裁判的时候。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起先，工业需求占了种族偏见的上风，中国人被认为是“我们所接受公民中最有价值的”，他们是“最守秩序、最勤奋的公民”，他们“节俭、从容、不好出风头、和善，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但是，一些年之后，中国人的工作成绩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雇员的竞争对手，这时；中国人就成了“一个陌生的民族”，“顽固坚持自己的习俗和法规”，他们“想回中国，把财富带回家乡去”，他们“排挤了白人工人”，“习惯肮脏而令人厌恶”，“虚伪谄媚”，“狡猾险恶”，是“不受欢迎的工人和居民”。
　　在这样的心态下，无法产生令人心悦诚服的交流。
　　强势的西方媒体如果想消除其他地区人们对文化同化的恐惧与抗拒，就必须在跨文化交流上作出努力，认同其他地区的文化，弄清楚别人在想什么，他人表达的意思与自己的理解是否相同。
　　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勒茨克说，要想让交往出现积极的成果，就不能是刀光剑影、怒目而视，而要懂得“善”，“善”才有良性的竞争和理解的愿望。交流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
　　——交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双方争取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在更高的层次上双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3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2004年12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2004语录》，这本书里收录了刘长乐的一句话：“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这句话不是兴之所致、随手拈来的，而是一个办了20年传媒、走遍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传媒人的肺腑之言。
　　当中国人终于知道，信息可以决定和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时，他们开始了一个属于华人的梦想：维护华人的话语权，让世界听到华人的声音。
　　●话语权之梦与背道而驰的现实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文化霸权。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那些致力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历史框架的学者们，经过3年的调查，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甚至可能是欧洲和美国自身。
　　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梦想不仅没有实现，媒体霸权和媒体帝国反而愈演愈烈。中国人认为，目前这个世界的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
　　●局部的繁荣与整体的弱势
　　据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中国目前已经组建了40余个广电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中国传媒企业的总资产接近1000亿元。
　　一方面，中国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元，号称是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中国的2100种报纸、8800种期刊、3000多个广播电视频道加在一块儿，其实力竟然还拼不过某一家西方通讯社。
　　美国传媒集团时代华纳的财报显示，2004年第四季度，该公司销售额为111。2亿美元，净利润为11。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一年所有报纸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总额300亿元人民币的3倍多。《纽约时报》2002年收入32亿美元，相当于近250亿元人民币，一张报纸几乎打败天下。
　　专家称，中国媒体在运行中存在三大缺陷：一是有国际眼光缺世界意识，对国际新闻的处理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二是有改革感觉缺改革举措，不能通过自身的变革获得发展动力；三是有研究需要缺研究动作，缺少理性思考，使传媒从业者的行为模式明显滞后。
　　●只有一个立身之本
　　在争取华人话语权的大战中，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一个共同认可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文化。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型、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一个国家的实力必定是文化的结晶，政治、军事、经济是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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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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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的一位观众写了一封信，说非常钦佩贵公司的两位主持人窦文涛和曾子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个为中国人追求良知的主持人。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求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自觉承担着帮助人们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情感。
　　刘长乐说，凤凰乐意做一个出口，让中国民众拥有更大的知情权，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凤凰也乐意做一个入口，让西方人通过凤凰了解中国。
　　●“误炸”让凤凰发现自己的未来空间
　　中国媒体报道，1999年5月9日，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一天，是一个改变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分水岭。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重新定义；对于民主与人权梦想破碎的切肤之痛；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悲情与理智；电视传回的遥远的、悲惨的图像，切入生活、刺痛心灵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等等。而对凤凰卫视来说，“思考这一切使它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重要的是，当美国媒体“枪口一致对外”，以“误炸”为由替美国政府辩解时，凤凰卫视没有在极度的愤怒中谩骂。
　　凤凰卫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发出质询，认定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根本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美国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评论说：“凤凰卫视抓住了一个先机，在事件发生15个小时内，就制作了专题节目，并把握住了一个准确得如同研判好的主题，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当时民众压在心里的那把火，起到了点燃的作用。”
　　30多个小时后，内地学生们开始在美国大使馆前游行。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它的一位评论员说：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另一位评论员则强调：“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