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李敖:李敖杂文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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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七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责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赔偿事件协议纪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85。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39334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85。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本人新台币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
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
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因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了邓维桢了，高雄市政府至今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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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官司——台北市政府被罚一元记
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
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或者说，一定“欺负回去”。——有一次黄玉娇到我家，她说：“国民党欺负我们，我们一定欺负回去！”阿娇姐之言，深获我心。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元）。”“经核贵衙门有关人员上开违法扣押行为，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强制罪嫌。请求权人对其犯行除暂予保留告诉权外，依‘赔偿法’第二条第二段上项、第七条第一项及第九条规定，请求权人所受之损害，自应由贵衙门负赔偿之义务。”
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赔偿事件协议纪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赔偿，大获全胜矣！
一九八八年十月七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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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的文章写得好？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时候，整个碧潭是我
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来，自然的风景，就一一都给杀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改作文维生。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国文，看到许多国文老师懒得改作文，
就代我承包过来，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由我标到。做地下国文老师，收入不恶，精神却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我是乐观的人，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就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脑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
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
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
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严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琴南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
牛，说林琴南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太炎又说：“当世之文，惟王恺（门内岂字）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的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的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
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