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究竟孰是孰非，本章将为你揭开谜底。
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谚语
神奇的发明
在美国，曾经有人发明了更简单的分析核磁共振（MRI）数据的新方法，它使得医疗成本大大降低。很快，全国各地的核磁共振数据如雪片般地飞来，并用这奇妙的设备进行分析，都获得了正确的结果，人们将这位发明家视为英雄。
直到有一天，一位记者跟踪调查了这位发明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谓的发明只不过是一台价值600元能够上网的电脑，这位发明家把这些核磁共振数据通过邮件转发到亚洲，让那里收费很低的放射科专家进行分析，然后这位发明家再将这些分析结果告诉客户。整个美国都震怒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发明家，只不过是一个外包者而已，很多人站出来抨击这位发明家。
然而，当今天的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位发明家时，他的工作方式却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美国很多种小规模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将CAT 扫描的读片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医生，并且印度、澳大利亚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夜晚，这样，美国医生们白天就能够收到来自海外的分析结果。美国医生将他们的这些印度同行叫做夜鹰（Nighthawks）。印度的医生就如同夜鹰一样，完成了美国医生应该做的分析工作，原因是在印度这样的工作所需要的成本更低，而美国医生能够喝着香槟为病人看病。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那些注册会计师们根本不用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可以坐在加州的海滩上发邮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用再报税了，这些最基本的税收申报工作都外包到印度去了，印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美国的税法，并积极地准备这项工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经济学道理：比较优势。斯密最早曾经含糊地表达过这个概念，后来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学说，并成为今天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李嘉图生于犹太人家庭，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14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岁以800英镑独立经营，从此开始他迅速的致富之路。
在今天看来，李嘉图是个成功的商人，确切地说是个成功的证券投机商，仅通过股票和证券交易，25岁的李嘉图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富有人物，拥有了200万英镑财产，按今天的标准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这样的业绩绝不逊于巴菲特。不过两人的投资理念却差别巨大。与巴菲特所秉持的价值投资理念不同，李嘉图是位标准的投机商人，他关心每一条新修的铁路，每一家新开的银行，如果有一个因素能够导致股价上升，他就会买进该股票。他最著名的一次是在英法大战的前四天，预感到英国会获胜，李嘉图于是大量买进英国政府发售的债券，结果很快大赚一笔。
年轻富有的李嘉图在一次疗养中，无意中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此开始了他那更具传奇般的经济学之路。虽然从未经过什么经济学训练，但是李嘉图先后在劳动价值理论、级差地租理论等领域取得卓越成果，比较优势原理更使他成为国际贸易的奠基人。李嘉图的传奇意义还在于，这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投机商人，却为经济学贡献出了众多创造性的思想，或许他的成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不过，尽管今天比较优势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真正接受。曾有人建议亚伯拉罕林肯从英国购买便宜的铁轨去建成横跨大陆的铁路，林肯却回答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从英国购买铁轨，我们得到铁轨，他们得到钱，如果我们自己制造铁轨，我们得到我们的铁轨，并且我们得到我们的钱。”这里，我们必须找到林肯这段话的谬误。将林肯的话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屠夫那里买肉，我们得到肉，而屠夫得到了我们的钱。但是如果我在后院自己养一头猪，那么我们将得到肉，并且得到我们的钱。
对此，李嘉图曾经深刻的指出，贸易的基础并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售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购买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各方都可以获益，这就是贸易的双赢原则。李嘉图是位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他进一步提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正如李嘉图曾经说过的：“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
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向我们说明了国际贸易是多么有趣。据说，在美国有两个汽车生产基地，一个在底特律，另一个在艾奥瓦。底特律的产业工人们使用熟练的流水线技术，这里一辆辆性能卓越的轿车就如同玩具一样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这似乎并不神奇。
艾奥瓦的汽车就如同是从一个神秘的盒子里变出来的。在这里，人们首先将生产汽车的原料——小麦装进机器中，按动机器表盘上的开关，啪的一声！崭新的轿车就从巨大的箱子中生产出来了。这个机器甚至能将水果、蔬菜、纺织品等等这些原料统统加工成汽车，是不是很神奇呢？
事实上，这种奇妙的机器早就存在了，它叫国际贸易！艾奥瓦的农民们将小麦运到船上，再将货船驶往太平洋，停泊在日本的码头上，回来的时候，船上就载满了他们想要的日本汽车了。
关于贸易，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解释就是，贸易能够把东西从认为价值较小的人那里转移到认为其价值更大的人手里，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人手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贸易使更高水平的产量和消费成为可能，并使企业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来降低成本。
别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应该是公平的，但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自由贸易是每个国家挂在嘴边的东西，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控制本国的贸易，用一句话就能完美诠释自由贸易的尴尬处境：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某种形式的保护，常有的手段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
关税就是国与国之间往来商品附加的税金，关税的征收显然直接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因此通常会使国外商品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配额，它的效果与关税类似，通过对进口商品的限制，能够限制市场上商品的数量，而随着商品供给偏低，生产企业就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而保护企业的利益。其他的，相对比较隐蔽的贸易壁垒措施，比如补贴，政府可以给某些行业税收减免或部分支付的方式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公司因此赢得了更好的竞争地位。
不过这些都过于明显，人们想出很多“看起来不那么刺眼”的保护措施，比如常用的进口限制制度，欧洲针对中国的打火机就制定过这样奇特的限制，“禁止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禁止各类为吸引儿童好奇心而设计的各种形状的打火机”。不仅如此，为了堂而皇之地实施贸易壁垒，人们还找出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比如说反倾销。
倾销，是指在国外以低于成本和国内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热情地欢迎打折出售。但是，如果俄罗斯要低价向美国出售铝，美国人为什么会拒绝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担心掠夺性定价，可能俄罗斯希望通过低于成本的价格把美国企业赶出市场，而一旦确立了垄断地位，俄罗斯商人就能够提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只能获得短期收益。在今天的市场上，掠夺性定价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理想的自我开脱借口，他们一旦声称发现了对方的倾销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
贸易保护究竟保护了谁的利益呢？
贸易保护首先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结果每个喜欢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普通的消费者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那些受益的香蕉商们数目少，容易团结，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通大众的爱国心。因此，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贸易壁垒不仅限制了进口，同时也限制了出口。美国曾经对食糖征收配额，这使得美国食糖价格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也迫使美国糖果生产商到其他国家寻求更低价格的食糖。实际上，当我们一个国家通过关税、配额等限制国外商品进入的时候，其实也限制了本国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因为贸易是双方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经过严格的证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禁止进口=禁止出口，这就是著名的勒纳定理。美国对食糖的配额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国内的糖价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结果糖果生产商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糖为原料生产的工厂大大减少了他们雇佣的员工。
美国政府2002年对钢材采取的进口配额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配额使得钢材进口额急剧下降，同时供给的下降使得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了30％，在这一高价格调价下，国内的钢铁生产商扩大了生产和员工数量。结果次级效应是，货车、汽车、重型机械纷纷涨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解雇工人，曾经占领世界市场的美国集装箱生产商就因为钢材价格而无法与国外的厂商进行竞争，结果败下阵来。经济学家经常笑话说：“一万个新工作岗位占据了报纸的头条，而成千上万个工作的流失却不为人知。”美国为了留住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中的一个岗位，所付出的成本高达6位数，这是工人工资的几倍。可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团体为了降低价格而提出过对自由贸易的要求。
琼·罗宾逊夫人曾讽刺贸易保护主义说：“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往他的港口扔石头，我们也要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像这样“害人反害己”的例子不是没有，日本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双边协议，将从对方进口的汽车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量上。这项协议是由日本首先提出的，当时日本担心国内的汽车无法与意大利的进口汽车竞争，而20年后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壮大，这项协议却成了欧洲国家限制日本汽车出口份额的基础。
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另一位传奇式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发明了一个生动的词语“传统智慧”，他把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