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的警察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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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箱里有二十五万颗叫做“瑞塔林那”的毒品。在黑市上价值一百百瑞典克朗。
　　贡瓦尔·拉尔森在星期日凌晨三点回到波莫拉的公寓。他是单身汉，自己一个人住。按照惯例，他在浴缸里泡了二十分钟，然后换睡衣上床。他拿起睡前读物，一本里克特一费区的小说，但才看了一分钟他就把书放下，拿起电话。
　　他的电话是一体成型的白色机型。他把机身翻过来，拨了马丁·贝克的号码。
　　贡瓦尔·拉尔森给自己规定，在家里不想工作的事；记忆中，他也不曾在睡觉前打过公事电话。
　　铃才响两声，马丁·贝克就接起来了。
　　“嗨，你听说阿萨尔松的事了吗？　”
　　“听说了。”
　　“我刚才有个念头。”
　　“什么？　”
　　“我们可能都搞错了。斯滕斯特伦一定是在跟踪约斯塔·阿萨尔松。凶手一石二鸟，干掉阿萨尔松和跟踪他的人。”
　　“对，”马丁·贝克同意，“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贡瓦尔·拉尔森错了。
　　即便如此，他却让侦查步入正轨。
　　　　　　　　　　　　　　　第二十四章
　　连续三天晚上，乌尔夫·努丁都在城里晃来晃去，试图接触斯德哥尔摩的黑社会，进出金发马林告诉他约兰松常去的啤酒吧、咖啡屋、餐厅和舞厅。
　　有时他开车。星期五晚上他坐在车里，盯着眼前的玛丽广场，不过除了两个坐在另一辆车子里瞪着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出奇之处。他不认识那两个人，但猜想大概是本区的巡逻便衣或缉毒小组。
　　这些明察暗访并未进一步发掘出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新情报。然而白天他则设法补充金发马林提供的资料。他去找了户政事务所、教区登录册、海员中介所和这人的前妻——她住在玻尧斯，说快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前夫了，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星期六上午，他带着少得可怜的发现向马丁·贝克做报告，然后坐下来写了封长而哀怨、充满渴望的信给松兹瓦尔的妻子。
　　他不时内疚地瞥勒恩和科尔贝里一眼，他们俩都振奋地敲着打字机。
　　马丁·贝克进来时他的信还没写完。
　　“哪个白痴叫你到城里去的？　”他焦躁地说。
　　努丁很快把一份报告盖在信上面。他才刚写道：“马丁·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尔贝里抽出打字机上的纸。
　　“是你。”
　　“什么？　是我？　”
　　“对，是你。上星期三金发马林来过之后。”
　　马丁·贝克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科尔贝里。
　　“怪了，我完全不记得。叫一个几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广场的北方人办这种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样子，但也只得承认马丁·贝克说得对。
　　“勒恩，”马丁·贝克说，“你最好快点儿找出约兰松都在哪里出没，跟谁在一起干什么。试着找到那个叫做比约克的家伙或曾经跟他一起住过的人。”
　　“没问题。”勒恩说。
　　他忙着列出什未林最后遗言的可能内容。他在顶端写着：“Dinner　record（晚餐记录）　”，底下则是最新的版本：“Didr‘t　reckon（　不认为）　”。
　　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忙于自己特殊的执着了。
　　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马丁·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点三十分起床。他觉得有点反胃，而且在厨房里跟女儿一起喝可可并未让情况好转。其他家人毫无声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儿子显然像她，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但英格丽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一成不变。英雅曾说可以拿她对时。
　　英雅喜欢说些陈腔滥调，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说的话搜集起来，可以凑成一本书卖给刚出道的记者。那像是某种摘要。
　　当然啦，书名就叫《如果你会说话，就能写作》）　，马丁·贝克这样想。
　　“爸，你在想什么？　”英格丽问。
　　“没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从今年春天以后，我就没见你笑过了。”
　　马丁·贝克本来正看着桌布上的一长串圣诞巧克力饼，这时抬眼望望女儿，试图微笑。英格丽是好孩子，但他实在没什么可以笑的。她离开餐桌去收拾书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胶套鞋时，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等他了。马丁替她拿着黎巴嫩制的皮书包。书包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艳俗的FNL　商标。
　　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九年前英格丽第一天上学时他就替她拿书包，到现在仍旧如此。当时他还牵着她的手。小小的手温暖潮湿，因为兴奋和期待微微发颤。他从何时开始不牵她的手了？　马丁记不得了。
　　“反正圣诞夜你会笑的。”她说。
　　“真的吗？　”
　　“对，你收到我的圣诞礼物以后。”她皱起眉头说，“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
　　“一匹马。”
　　“你要把马养在哪里？　”
　　“我不知道，但还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马要多少钱吗？　”
　　“很不幸，我知道。”
　　他们分道扬镳。
　　在国王岛街等着他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和一项甚至称不上是猜谜游戏的侦查行动——哈马尔两天前这么说过。
　　“蒂勒·阿萨尔松有不在场证明吗？　”贡瓦尔·拉尔森问。
　　“蒂勒·阿萨尔松的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范例。”马丁·贝克回道，“案发当时他正在索德拉来的城市饭店，对二十五个人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嗯。”贡瓦尔·拉尔森阴沉地咕哝着。
　　“此外，容我大胆说一句，若以为约斯塔·阿萨尔松竟然看不出自己亲弟弟的大衣下藏着冲锋枪上了公车，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
　　“对，大衣，”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底下藏得了M　三七，那这件大衣一定很宽松。前提是，如果枪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话。”
　　“这你倒说得对。”马丁·贝克说。
　　“我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算你走运，”马丁·贝克反驳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错了，那我们现在可就惨了。”他用香烟指着贡瓦尔·拉尔森说：“你总有一天要出纰漏的，贡瓦尔。”
　　“我可不这么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大步走出房间。他在门口遇上科尔贝里，后者很快让到一边，瞥了他宽阔的背部一眼说：
　　“这个会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么啦？　不痛快？　”
　　马丁·贝克点头。科尔贝里走到窗边看出去。
　　“老天爷。”他咆哮道。
　　“奥萨还住在你们家吗？　”
　　“对，”科尔贝里回答，“别说‘你是不是在养后宫啊？　’因为拉尔森先生刚才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打了个喷嚏。
　　“老天保佑你。”科尔贝里说，“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尔贝里能办得到吧，马丁·贝克想。他大声说：
　　“谢谢。”
　　“你谢我干吗？　”
　　“因为你说‘老天保佑你’。”
　　“哦。这年头敝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谢谢’了。有个摄影记者把老婆打得浑身又青又紫，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赶到雪地里，就只因为他说‘老天保佑你’的时候，老婆没回说‘谢谢’。这还是发生在除夕夜的事呢。当然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疑惑地说，“我怀疑能否再从材她身上问出什么。当然，我是说奥萨。”
　　“不必费力了。我们知道斯滕斯特伦在查什么案子了。”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目瞪口呆。
　　“是吗？　”
　　“正是。特雷莎谋杀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谋杀案？　”
　　“对。你没发觉吗？　”
　　“没有，”科尔贝里说，“我还把过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过了。你为何不早说？　”马丁·贝克望着他，沉思地咬着圆珠笔。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科尔贝里说了出来。
　　“光靠心灵感应是没办法沟通的。”
　　“的确，”马丁·贝克说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没参与。从头到尾都是斯德哥尔摩市警局处理的。
　　我想当时的人员现在还在这里的，只有埃克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把所有的报告都看过了？　”
　　“没有，只是扫了一下，总共有好几千页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
　　“好啊，我的记忆需要复习。”
　　在车里，马丁·贝克说：
　　“或许你记得的部分，足够让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为什么选特雷莎案。”
　　科尔贝里点点头，说：
　　“是的，因为这是对他而言最困难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枪子儿了。”科尔贝里说，“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没有继续交谈。在历经诸多艰险延宕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瓦斯贝加，把车停在南边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后科尔贝里说：
　　“现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吗？　”
　　“想都别想。”马丁·贝克回答。
　　　　　　　　　　　　　　　第二十五章
　　科尔贝里懊恼地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胡乱翻着眼前堆着的卷宗。
　　“要花一个星期才看得完。”他说。
　　“至少一星期。你知道案件的实际情况吗？　”
　　“不知道，连大概轮廓都不知。”
　　“应该留有一份概要。要不然我可以大概说给你听。”
　　科尔贝里点点头。马丁·贝克挑了一两页说：
　　“案情很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才这么困难。”
　　“说吧。”科尔贝里道。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早上，也就是说超过十六年以前，一个男人在找他家养的猫时，在国王岛上斯塔德哈根运动场附近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赤裸地趴着，双手放在身侧。验尸显示她遭人勒毙，死亡大概五天了。尸体保存得很好，显然曾经放在冷冻库或类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性谋杀，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太久，验尸的法医无法找到任何死者曾经遭到性侵害的确切痕迹。”
　　“总而言之就是性谋杀案。”科尔贝里说。
　　“是的。另一方面，犯罪现场的鉴识结果显示，尸体躺在那里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这点稍后由证人证实了——前一天晚上证人曾经过树丛旁边，要是有尸体的话不可能没看见。
　　此外，纤维和织物分析发现，她是被裹在一条灰色毯子里搬运的，因此犯罪第一现场并不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到树丛里而已，也几乎没有用落叶残枝加以掩盖。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对，我差一点儿忘了，还有两件事：她在死前数小时都没有吃过东西；凶手也没有留下脚印或任何蛛丝马迹。“
　　马丁·贝克翻过几页，浏览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
　　“当天死者就被人指认出是特雷莎·卡马朗，二十六岁，在葡萄牙出生。她于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典，同年嫁给恩里克·卡马朗，也是葡萄牙人。他比特雷莎大两岁，曾经是商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后来上了岸，找到无线电技师的工作。特雷莎·卡马朗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