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星期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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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旁边的桌子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看上去不像司机，因此刚开始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同样，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但当我快要喝完第二杯茶时，无意中听到“沙发”这两个字。接着，他们中的一个说：“……如果这样的话，鸡腿小木屋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因此，我便开始留神听着。很遗憾，他们说话声音很轻，我又是背靠他们，所以听得不很清楚，但声音好像很耳熟。
“……没有论文……沙发只能……”
“……给那个耳朵上长毛的家伙？……”
“……做个转换器模型要容易得多……”
“……没有沙发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时，其中一个人清了清嗓门。声音如此熟悉，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昨天晚上那一幕。我转过身想看看，他们两个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两个人身材高大，肩膀很宽。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们穿过广场，绕过花园，在广告牌后面消失了。我吃完茶和三明治，也走出了茶室。奇怪，他们对娃娃鱼不感兴趣，对会说话的猫也没有多大兴趣，就是少不了沙发——我想了想沙发的样子，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沙发，坐起来很舒适。不过有一件事情让人觉得很奇怪：人睡在上面，总是梦见稀奇古怪的事情。
此时此刻我真想回去，把沙发的秘密弄个水落石出，研究一下那本会变的书，和雄猫巴西尔开诚布公地交淡交淡，再查探一下鸡腿小木屋，看看还有投有其它有趣的东西。但那辆汽车也在等着决给它做日常护理和技术保养呢。日常护理还受得了，只要抖抖汽车里面的垫子，用高压水龙头冲冲车身就可以了。有时候提个水桶，用手洗洗也行。但技术保养……天气这么热，一个身上穿得干干净净的人肯定害怕干这种活儿。技术保养惫味着我得躺在车身底下，拿着注油枪，慢慢地把油压到需要油的零件里，每次我都是弄得满身是油才出来。车底下又闷又热，底架上面总沾着一层厚厚的泥巴……总之，我并不急着回去。
第四章
谁会开这种恶毒的玩笑？抓住他，撕下他的面
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谁将被吊死在城堡
的墙上
E·波
我买了一份前两天的《真理报》，又喝了一杯苏打水，然后走到花园里，坐在第一流压路机广告牌阴凉处的一张椅子上。已经11点了。我先认真地浏览了一遍这份报纸，花了7分钟时间，然后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培养溶液的；还有一篇是关于肯斯克事件的特写；另外我还读了一个在化学工厂工作的工人给编辑写的一封信。一共整整花了20分钟。
也许我应该去看一场电影，我心想可现在放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一次是在电影院看的，一次是在电视上看的。所以我决定去喝点什么。我卷起报纸站起身来。老太婆找我的所有硬币，现在只剩下一个5戈比的了。我想，干脆用完算了。我喝了一杯苏打果汁，还找回一戈比。我又在隔壁的小亭子里买了一盒火柴。我在市中心也没有别的事可干，便随便地逛来逛去——逛进了第二食品店和第十一饮食店中间的一条窄窄的街道。
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一辆满是尘土的大型卡车拖着一辆哗啦啦响的拖车从我身边开过。司机把头和胳膊肘探出窗外，无精打采地看着前面比利时移民区的街道。道路在下坡的时候突然向右拐，有一根用铁铸成的古代大炮的炮管深深地陷在地里，炮管已经锈蚀不堪。路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悬崖。我坐在悬崖边上欣赏了一会儿美丽的风景，然后回过头来，又朝市中心走去。
奇怪，卡车开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悬崖下面可没有路啊！我四下里转了转，看有没有大门什么的，结果只看到一幢小楼房，样子很古怪，挤在阴森森的砖头砌的仓库中间。一楼的窗户是用铁条钉着的，窗户的下半部分被漆成了白色。至于门，根本就没有。这一点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因为通常挂在门旁边的招牌，在这里挂在了两个窗户之间。招牌上面写着：苏联斯里茨科学院。我又走到路中间看了看，显然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楼房，每层楼有十扇窗户，就是没有一个门。楼的前后左右都是仓库。我心里琢磨，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科学院呢？我突然想起鸡腿小木屋是斯里茨科学院的陈列馆。那两个搭我车的人可能是这儿的，还有茶室里的那两个……一群乌鸦从屋顶上飞了起来，一边在空中盘旋，一边呱呱地高声叫个不息，我转过身朝广场走去。
我从这条街出来，又回到了广场在一个卖饮料的亭子边停了下来。我想起来我已经没有零钱了，得把大票子破开。卖饮料的女孩子们没有一个找得开的，我只好笑笑作罢。这时，我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摸到了一个5戈比的硬币。我又惊又喜，不过还是喜多惊少。我把一杯苏打果汁喝得干干净净，伸手接过找给我的一枚湿漉漉的硬币，和姑娘们聊了一会儿。接着我便打算回去，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汽车的日常护理和技术保养工作，空下来后去解开我心中的那些疑团。我把那个硬币塞进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一枚5戈比的硬币。我拿出来仔细看了看，有点潮湿，上面印着“5戈比，1961年”的字样，“6”字上面有一个孔，所以看不很清楚，即使这时候，这件事可能也不会引起我太大的重视。但是我突然又产生了那种我早已熟悉的感觉。我感到我同时既站在和平希望街上，又坐在沙发上看着衣橱。和先前一样，我摇了摇头，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我继续往前走，一边心不在焉地抛着硬币，（硬币落在我手拿上时，总是正面朝上）想定定神。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到了那家商店，早上我就是在这儿把那些小鬼给甩掉的。我走了进去。我用两个手指夹着那枚硬币走到柜台前，喝了一杯淡淡的矿泉水，这回并不是为了解渴。我手里握住找的零钱，走到一边摸了摸口袋。
这一回我心里一点也没感到震惊。假如那枚硬币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倒是会感到吃惊的。可是那枚硬币恰恰还在里面——潮湿，1961年，“6”字上面有一个洞。有人撞到我身上，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显然我是在排队等营业员。我说没有，然后开了一张买三盒火柴的票。我在队伍里面等着。我进一步证实了那枚硬币确实又回到我的口袋里后，我仍然很镇定自若。接过三盒火柴，我回到广场，又继续试验下去。
我总共试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我绕广场走了10周，肚子里胀满了矿泉水，买了一大堆火柴和报纸，和男男女女的营业员们都成了老熟人。同时我还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如果你用这枚5戈比的硬币付账，它会回到你的口袋里；如果你干脆把它扔得远远的，或者把它丢在地上，它便原地不动地停在那里。如果你把手一直放在一只口袋里，它便跑到另一只口袋里；如果拉上口袋，它就进不去了。如果你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个口袋里，用胳膊肘接找的钱，硬币便在你身上的其他地方出现（我在鞋子里面发现过）；当它和其它铜币一起放在盒子里的时候，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堆铜币里它转眼即逝，回到口袋里的时候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枚永远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我对钱花不完这个事实本身倒不感兴趣，但物体的超空间转移却使我着了迷 可我现在什么设备也没有。一支实验室用的普普通通的温度计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甚至连这个我都没有。我只能靠感官来观察。我开始沿广场绕最后一周，并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把这枚硬币放在盛零钱的盒子旁边，在接过我的零钱之前，尽最大可能，不让营业员将它和其它硬币混在一起，这样便可以看到它在空间转移的轨迹，伺时可以观察转移轨道附近气温的变化。可是，试验没有开始就被打断了。
当我刚要走近我的第一个卖主曼亚，我刚才遇到过的那个警官早有所料地走了过来。
“你好。”他出于职业的需要向我打着招呼。
我打量着他，心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公民，让我看看你的证件。”他边说边向我敬礼，朝我身
后看了看。
“出什么事了吗？”我问，拿出我的通行证。
“还要看看你的那枚硬币。”譬察接过通行证说道。
我一声不响地将那枚5戈比的硬币交给他。曼亚用责备的眼光审视着我。那个警察认真地看着硬币，然后得意地叫了一声“啊哈”，接着，他打开通行证。他检查通行证的神情极像一个藏书家在研究一本绝版的古书。我耐心地等着。我们周围渐渐地圈了一群人。人们对我议论纷纷。
“跟我走一趟吧。”警察终于开口了。
我们一起走了。我们走的时候，尾随在后面的人对我的背景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没有一个说我是好人的。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我肯定是要受审的，所以为我准备好了各种履历。
在警察局里，那个警察把通行证和5戈比的硬币交给了当班的警官。他检查了硬币，然后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我坐下后，他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把找的零钱都交出来。”说完，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我的通行证。我把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数一数有多少，科瓦列夫。”警官说，眼睛紧盯看我。
“是不是买了许多东西？”他问。
‘是的。”我回答说。
“也拿出来。”警官说。
我拿出四期两天前的《真理报》、三期当地的《打渔人报》、两期《文艺报》、八盒火柴、六块获金奖的太妃糖和一把清理煤油炉用的廉价钢丝刷。
“喝的饮料我可交不出来。”我冷冷地说道“四杯苏打水，五杯苏打果汁。”
我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想到得找个借口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我便感到特别恶心。
“一共74戈比，警官同志。”年轻的科瓦列夫报告说。
警官沉思地看着这堆报纸和火柴。
“你是在寻开心呢，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他问道。
“别的什么目的呢？’’我阴沉着脸说道。
“严肃点。”警官说，“严肃点，公民，老实说吧。”
我如实地讲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快讲完的时候，我恳求警官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捞钱买汽车。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警官嘿嘿地笑了两声。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认为呢？”他问道“证据确凿嘛。”
我只好耸耸肩。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胡说些什么，事实上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警官沉默了一会儿。年轻的科瓦列夫拿起通行证，又开始研究起来。
“如果认为……真是太荒唐了。”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指望一戈比一戈比地能把钱攒起来，那简直是蠢透了。”我又耸了耸肩。“那你还不如到教堂门口去乞讨呢。”
“我们正要和乞讨行为作斗争呢。”警官意味深长地说。
“那是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是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忍不住耸了耸肩，心里还暗下决心下一次再不耸肩了。
警官又是一阵长时间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