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东条英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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楦螅鹩帽鹑说蓖庀唷Ｋ�7月16日6时30分召开内阁非常会议。近卫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松冈抱病在家。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的暴风雨般的生涯就宣告结束了。
第二天，天皇要求近卫重新组阁。新内阁不到两天就组成了。动作之所以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变动。松冈的职位由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样干，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
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意志是何等坚决，我们的行动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赫尔读了“魔术”破译后送来的这份电报怒不可遏，竭力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冻结了日本资产。结果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全部停止。冻结资产是完成A、B、C、D四国（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圈的最后一个步骤，这无疑对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日本统帅部的挫折感近于歇斯底里，一些法西斯军官要求及早动手。早在1941年年初，东条英机就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发表了《战阵训》。他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韧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并号召全军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
经过多方的磋商和长期谋算，一个进一步引向日本灾难的“南进计划”就这样出笼了。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18节 迫使近卫辞职（1）
虽说南进计划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但对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近卫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一天晚上，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问他进攻美国的取胜机会如何？山本说：“预计在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更加深了近卫的疑虑，增强了他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的信念。
近卫文NBA29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豪门贵族；他是近卫笃NBA29公爵的长子，近卫家族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他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他出生后8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但一直到他成人后，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生母。“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近卫年轻时患有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曾写过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个“民主派”，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所谓“叫化子也是宾客”。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和大帝国思想。
近卫13岁那年，父亲去世。作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进未来的近卫公爵，于1919年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任贵族院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33年起，任贵族院议长。在日本横行侵略的年代，他曾两度担任日本的首相。第一次是1937年至1939年，第二次是1940年至1941年。在他的首相任期内，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挑起了反苏的张鼓峰事件，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而且也为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多少人惨遭屠杀？多少人死于战场？多少财产毁于一旦？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每逢想到南京的大屠杀，近卫就浑身出冷汗。那是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在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日本匪徒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肆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就开枪射击。他们口口声声称日本是“日出之国，光照世界”，但日军野蛮的血腥暴行却在南京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结果，1/3的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数以10万计的青壮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机枪杀害，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不少老年人被活活打死扔在江中。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这些滔天罪行，正是在近卫任首相期内之所为啊！
近来，近卫连日被恶梦惊醒。有时他梦见一只雄狮，张开大嘴，舞着利爪，要把他撕碎；有时他梦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他独自乘着一只将要灭顶的大船，在拼命呼救。他想，这是不祥之兆啊，搞不好，大和民族就要完了，真要发生灭顶之灾了。到那时，罪孽难逃，近卫家族不仅不能像他祖训说的“流芳百世”，而且要遗臭万年了。
如今，正当日军在华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时候，又要推行“南进计划”，这怎能不使近卫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呢？
就是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近卫在询问山本之后，又于8月4日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把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争取达成协议的想法，征求两位大臣的意见。近卫说，他希望会谈成功，但不急于求成。东条和及川两人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过了几个小时，东条向近卫报告说，他担心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议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他估计谈判八成会失败，但只要近卫承诺，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
在好战的日本大本营内部，也有些人赞成会谈，陆军省岩畔大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的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告终。然而，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却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如今唯一的出路是——打！”
然而，岩畔并不因此而泄气。他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劝说。8月末，他参加了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络会议。在会上，他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他指出，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对此十分生气。他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次日，岩畔到陆相办公室送报告时，东条粗暴地对他说：“你已经被派往去柬埔寨的部队了，你的报告没有必要再交上来了。”当岩畔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对送行的亲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恐怕东京车站只是一片废墟了。”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日本外务省将那份“建议在支那问题解决后，就从印度支那撤军”的照会电告美国，要求日美双方对此举行首脑会谈。但到9月3日上午11时在宫内省举行联络会议时，还没有收到罗斯福的正式答复，与会者顾虑重重，担心美国是不是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我们一天天弱下去，最终将无法支持。虽然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月前打一胜仗，恐怕随着日月之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没有办法将死敌人的主帅——工业潜力，而初战的决定性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大将提出了一个截止时间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进军。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下列决定：“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10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与此同时，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以达到最低限度的目标。如果在10月10日前仍一无所获，那么便开战。
就在内阁举行会议期间，法西斯分子狂呼乱叫，在他们的煽动下，要求采取行动的各种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两个秘密组织在得悉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晤的消息后，正在策划暗杀近卫的阴谋。其中一个组织企图在东京采取黑社会的蛮干办法，袭击首相；另一个组织则想仿效炸死张作霖的办法。后一种是一位名叫B427政信的中佐设计的。这位中佐是当时法西斯青年军官们崇拜的偶像，他决心挫败“必将带来可耻的和平”的最高级会谈。
B427政信挑选了最反动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儿玉誉士夫充当谋杀的凶手。儿玉是一个心毒手狠的法西斯狂徒，曾两度因谋杀的罪名而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他给天皇呈交了一份右翼请愿书；第二次入狱的罪名是向藏相家投掷炸药包。儿玉与B427政信志同道合，他同意了B427的行动计划。近卫要去会谈，必须到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面不好，他必然乘火车前往。东京城外有座桥，名叫六乡桥，儿玉就计划在这里下手。
为了破坏日美高级会谈，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而且于9月18日对他的人身进行袭击。当时他正离开距东京中心约45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荻洼，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已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期限的关心，超过了对个人安全的关心，他只有不足3个星期的时间去和平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了，而美国领导人，由于对日本法西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此拒绝为会晤安排日期。在9月25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10月15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他问东条：“10月15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是不容更改的。”
在这样的决心面前，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木户告诫他要“慎重”。近卫没吭声。本来，他已垂头丧气，加上痔疮再次发作，情绪就更坏了。他对私人秘书牛场说，他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9月27日，他离开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去了。
在远离日本9000英里的美国国务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