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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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人们思考的对象。事实上，也就不可能出现像福泽谕吉这样可以引导一个民族顺利转型的人物。　　　　
　　　　假如从汤因比的刺激反应模式看，当然这个模式很不健康，费正清也曾运用这种思路，所谓“刺激反应论”，即使从这个向度，至少还有四个可能，可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连这四个可能都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第一个是排拒，纯粹的排拒；第二是完全的接受，不加任何思考地接受；第三种是折衷主义，一部分进来，一部分排拒；第四种是最好的配置，是真正的综合。当时知识界的选择，完全的排拒是没有可能的，折中认为不可行，基本上只走了第二条路，就是完全接受，第四条路，被认为最健康的选择，即融合，多半西化论者判定这只是一厢情愿、不现实的浪漫情调。现在发现，面对外来文化，民族能够进一步健康发展，多半是靠融合那条路，不能完全排拒，也不能完全接纳，就是折中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可我们当时就选了第二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折衷主义，这条路走不通，就走了完全接受的路。所以，我认为讲“救亡压倒启蒙”并不充分，后面还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启蒙是唯一的救亡”，而这个启蒙又是外来的，不是源自本身，这就导致了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极端偏执的“西化论”。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包遵信辩论过这个问题，得到一些感受，今天说来，一半是玩笑，一半是相当悲凉的体会。他在当时是彻底反传统的“西化论”，我说，照你的思路，所有我们熟悉、我们了解的，都是我们不要的；而我们认为可以拯救我们的，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处境中，第一，你要吸纳时没有自知之明；第二，你所有自知的都是你要否定的，这样的处境，作为一个个人就无法心平气和地生存下去，更何况一个有源远流长历史的民族。　　　　
　　　　黄：今天思考关于“五四”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那个时代创造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现代性的典范。从现在来看，这个典范和我们目前处理现代性问题得到的经验差去甚远，反而与中国近现代各种负面的经验教训存在一个隐隐约约的因果关系。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已有的发达国家展现出的现代性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完全割裂自身的本土资源、仅仅依靠外来因素的情况下，形成它的现代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非本土化的现代化，北欧的现代化、英国的现代化、法国的现代化、乃至日本的现代化，背后都有自身的资源。它可以接受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价值，但这些原则都经过本土经验的考验。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自由就不尽相同；而民主的样式更是五花八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各显其异、争奇斗妍。这些区别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同。　　　　
　　　　但是，中国的本土资源被“五四”的部分精英们认为只能“丢到茅坑”里，从思想价值到文化品格、从社会管理到制度建设都是只会妨碍现代化的垃圾，所以，在中国“五四”以降的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的本土资源面对现代转型基本缺席。文化价值的资源、政治管理的资源、传统教育的资源都是需要遗忘的负面因素，被彻底地排拒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之外。而这些方面恰恰是社会构成最基本的要素。　　　　
　　　　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检讨一下它的后果，我相信这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课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0）

　　　　文化是生活价值和生活习惯，在“五四”时期，这一部分已经被解读成麻木、自私、愚昧、冷漠、委琐、保守、无聊，而这个挥之不去的腐朽遗产的最大载体就是人，因此反传统的根本任务就是改造人，从梁启超的“新民”、谭嗣同的“新人”，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1949以后的“斗私批修”、“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迷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提倡所谓“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一条最主要的思想线索，它明白地宣示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通过改造人，才能改造社会；只有改造人的灵魂头脑，才能真正的改造人！1949以后，这样一套世界观，终于从理论转化成实践，而且愈演愈烈，规模越搞越大，导致把整个民族全部卷入思想灵魂改造的文化大革命。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声泪俱下地控诉文化革命思想改造对人的精神摧残的同时，却能够津津有味地欣赏“改造国民性”的伟大意义。……同样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仍然对“五四”寄托着无限的未来希望，完全不愿顾及这两场思想文化运动之间有什么相互联系，甚至要舍近求远地把法国大革命当作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活水，而无视自己的血缘脉络，这实在是荒谬而匪夷所思的。　　　　
　　　　从政治管理的本土资源方面来看，情况更加严峻。当时，反清、反帝制、反军阀独裁，后来又和反家长制纠缠在一起，认为从上层结构到底层社会，中国在制度建设上一无所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西方民主。中国作为在几千年时间中管理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智慧和经验完全成为粪土，它的重视对最高权力从小开始培养教育的传统，它的通过文官政治限制最高皇权的制衡机制，它的朝议廷谏的公共决策，它通过考试制度沟通并吸引民间人才的经验，甚至在精神价值上“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的理想，甚至在底层结构中突出士绅阶层的道德力量以有效协调民间社会的草根资源，等等，全部被当作封建专制及其基础而横遭清算。这方面的后果极为严重，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重视。事实上，由于“五四”时期的清算，在1949年，中国需要社会重建的时候，这个社会却没有任何制度资源可资运用，任何传统的资源都不符合“五四”以来的革命理想的标准，相反，随时可能是复辟的危险，因此，中国社会重建的资源苍白到了只有一种机制是安全的，这就是革命组织和军队的建制，于是“支部建在连上”，变成了支部建到生产队，支部建到居委会，全国上下按照军队的网络组织起来，中国成了前所未有的准军事社会，这样的社会组织消解了一切民间社会，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活力都无法彰现，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能够现代化吗？那些至今还死抱着“五四”民主教条不放、蔑视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人们应该想一想中国当代的经验教训。更进一步说，即使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制度，它的丰富的政治制度资源也绝不会被弃置一边，否则民主就不会成功。中国的民主，一定不会是美国的民主、法国的民主，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民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民主，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本土性，那么，中国呢？什么是它的本土的制度资源呢？按照“五四”的思想模式，你能看到它的制度资源吗？我记得王元化先生曾对我说过，陈寅恪先生在为纪念王国维写的挽文中把《白虎通》中提出的“三纲六纪”视作“吾人立国之大本”，其意义“尤如希腊之理性”，“三纲六纪”自“五四”以来大约是中国最大的封建糟粕，陈寅恪先生从中看到了什么，值得他给予如此之高的评判？后来，我从中国到法国，从法国到美国，对王元化先生的这个提示常常萦萦于怀，刺激我思考中国社会能够长期发展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有些心得我们下面可能还会谈到。　　　　
　　　　在教育方面，当时最热中的是“废旧学”、“立新学”，有人说把线装书全部扔到厕所里，鲁迅也希望年轻人对古书少读最好不读，在这种气氛下，2000余年读经的传统被切断了，私塾被废掉了，办洋学堂成为一时之选，声光化电是新学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有用之“实学”，而诗书礼仪这类旧学通通只是毒化灵魂的精神糟粕，知识之学取代了智慧培养，工艺技能压倒了人生学问，这个取向成为日后中国基本的教育模式，以后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是在这个理念上发展出来的。乃至后来在“文革”中，又因为腐朽的学问培养不出好的接班人，再度把学校废掉，这种动不动就把学校废掉的做派，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它完全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创造发明，联想到文革中所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这和“五四”提倡的重视实学知识的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呢？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思想精神的绵延传承、文化命脉的继往开来，如此极端的把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被彻底割断，这个民族何以建立它的自我认同？何以达成自尊自信的民族品格？我不认为工艺技能的教育不重要，它关系国计民生，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传统是仅仅靠工艺技能形成的，相反，只有依靠对真善美的理解，对人生、社会、超越世界的认识，对意义和理想的追求才能成为可以凝聚人的信念、形成生活方式、确立意义境界的文化的生命共同体，成就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中国最伟大的财富就是对教育的无比重视，但是，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的蹂躏恰恰是最严重的。　　　　
　　　　所以，“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经过严肃的反思，使得中国的本土资源重见天日，汇合到中国的现代转型之中，中国就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对人类的未来有特殊贡献的光辉道路。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1）

　　　　杜：本土化的问题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如果完全没有本土资源，要发展具有某个文明传统特色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欧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代化对传统资源有压力，地方传统资源多半起不了作用，它对传统很多既有的结构有颠覆破坏的作用，即使如此，是缓慢的磨合，还是像决堤一样席卷而去，这之间确有很大不同。举个简单例子，关于选举，从本土资源看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北欧、美国以前都没有这方面资源。选举文化进入西方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你看瑞士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才有了真正的全民选举；美国奴隶没有选举权、妇女没有选举权也是很长的历史，美国民权法案的出现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当然，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把本土的资源调动起来进行各方面的民主建构。中国当时碰到的问题比较复杂，“五四”的那批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多多少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这就是说，他自己有的东西，他不珍惜，也不认为那是资源，尽量要向西方学习。胡适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先接受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后来他改变了，提出较有远见的“充分现代化”，当时，他有个说明，我记得不确切，大意是即使我100％的西化，我真正能够西化的不过50％；假如我说50％的西化，那我西化的可能只有10％。这和自由主义重要人物李慎之先生晚年的心态有相似的地方，他认为，现在那么危急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还讲儒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