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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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边是一沓子粮票。他笑着抓住了她的手，把粮票放在她的手心
里。
　　　　“拿去，这是十斤粮票，拿去过个年。”
　　　　“不。不……”
　　　　况钟慧急急地抽回手去，像是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急忙
下了地。可是双福的舅舅拦腰一抱把她撂在炕上。双福的舅舅把
她摁在热烘烘的毡片子上说：
　　　　“装球子的啥正经嘛，你还当成你是金枝玉叶哩！”
　　　　双福的舅舅像摆弄一只小兔子一样三把两把把她的衣裳剥光
了。
　　　　双福回到生产队的当天夜里况钟慧死了。事情发生后她就躺
在床上，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吃。晶晶和莹莹哭着求她，求她吃饭，
她痴呆呆不语。眼泪无声无息地流过她的脸颊。她躺了四天四夜
啦，她闭上了眼睛。
　　　　况钟慧死的第二天人们就埋葬了她，埋在生产队北边的草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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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妇人
上。那儿埋着过去了的这个冬天死去的六十三名饿鬼。他们都没
有棺材，他们被人拉到这里，用一条破被子裹着，或者什么都没覆
盖，就草草地掩埋掉了。因为是冬季，因为掩埋的人无力挖掘，覆
盖的土很少，大风刮走了沙土，他们的头发和破衣裳被风刮得索索
飘动。况钟慧的坟起了个堆，还插了个木牌。她是穿着一件对襟
的新棉袄埋葬掉的，也没有棺材。她的女儿们怕妈妈的衣裳被人
剥去换粮食，央求大人们把坑挖深一些，上边填了很多土。
　　　　双福也在这一天失踪了。他再也没进过况钟慧的家门，况钟
慧埋葬时他也没有出现。况钟慧埋掉的那天傍晚，有人看见他在
西边草滩上走着。人们当成他跑回花海的老家去了，但是春节过
后他的舅舅回家去一趟，没见着他。
　　　　十几年过去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秋日的下午，花海农场四
队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身体很壮实，穿着一身兵团职工的绿
衣裳，他说着一口本地方言，说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他
要找两个姓况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移民的后代，应该是二十七八
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花海农场已经面目全非，花海农场早就
改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师五团三营，这里生活着一群来
自天津的知识青年。他们也穿着绿色的兵团服。他们说这里就没
有什么上海移民，也没听说过姓况的两姐妹。不过他们把一个放
羊的老职工叫来了，老职工提供了一些信息。放羊的老职工说他
是一九六一年从甘肃天水县逃荒来到河西走廊的，在安西县的_｝1
工农场放羊。一九六九年战备紧张，上级把十工农场的职工调到
花海来，把花海农场的职工调到十工农场去。原因是离着花海农
场二十几里的戈壁滩上建起了～座军工企业，花海农场的职工大
都是右派和移民，政治上不可靠，威胁军工企业的安全。十工距离
花海二百公里。
　　　　这个中年人再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就走到西边埋死人的草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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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上去了。他借了一把铁锨，把一个长满了杂草的坟堆添了些土，在
坟堆旁边的草地上躺了好久，眼睛瞪着蓝幽幽的长天。中年人走
后，知识青年们到乱葬岗子去看了看那个坟堆，坟头立着个朽得发
黑的木牌，上边的字迹已经风吹日晒辨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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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赤佬
小　　赤　　佬
　　　　那个女的，就是那个端钢精锅的，脸白得像死人的，就是芮琴。
　　　　中午在食堂买饭，身旁有人指着右边窗口排队很靠前的一个
女人说，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头发梳得很整齐剪得很短的白白的后
脖颈。我一边排队买饭一边往那边看，想看清她的脸，终于也没看
见她的脸什么模样。她始终目不斜视地把脸朝着买饭的窗口，买
了饭朝左一拐转身走掉了。排队买饭的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
只看见她的脸很白。她的身材也好看，端端溜溜的。
　　　　我们一列车支边青年七百多名，坐专列从天津到玉门，又被汽
车拉到一百公里开外的蘑菇滩农场。蘑菇滩农场的编制是兰州生
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我和其中的一百多人分到五连做农工。五
连是个老连队，兵团组建前老蘑菇滩农场的一个生产队，有五十多
名老职工，四分之一是1958年从上海迁移来的移民。
　　　　到五连第二天就听人说有个上海女人很漂亮，出奇的漂亮。
好几天了，我却没见过。她的名字叫芮琴。全连共一百七十多人，
支边青年分成两个排，男子排女子排，老职工是第三排。我们支边
青年都是当年高考的落榜者，有一小部分初中毕业生，都是心气很
高志愿来河西的，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人，从心眼里瞧不
起被强制来河西的移民。新近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队也讲那些人
政治成分复杂，叫我们不要接近他们。他们当中有几个四类分子，
我们便轻蔑地称老职工排为四类分子排。我们下地劳动也不和四
类分子排在一起。
　　　　过了半个月，我才真真切切看到芮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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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十月上旬连队的土地开始灌冬水。灌水第一天我们班浇连队
旁边的一块地。这是块新开垦的荒地，新修的渠道和田埂到处漏
水，我们又没干过农活，一个班的人手忙脚乱弄得满身泥浆。还是
叫水把渠冲垮了。水是很宝贵的，跑了水要罚款的。我们班的一
半人跳进决口处，水还是堵不住。
　　　　这天连队的菜地里有两个妇女在浇水。她们大概看见了我们
的狼狈相，也可能是听见了我们凄惨的大呼小叫声，走了过来。她
们中的一个撇撇嘴回去了，剩下一个叫我们到菜地的瓜棚去抱麦
草。麦草抱来后她双手一攥一攥地很快拧成几条草绳把草捆来压
进缺口，再叫我们往上堆土。缺口堵住了。
　　　　这个女人就是芮琴。在整个堵缺口的过程中她很少说话，说
一两句也是很简短的几个字：快！甩土！往后站！她说话的腔调
冷冰冰的。她的声音很低沉，但叫人觉得很严厉。
　　　　她长得真是惊人的美丽。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很旧的缀满补丁
的列宁式棉袄和棉裤，很臃肿，头上也包着农村妇女的围巾，但她
的动作话语给人以很潇洒的感觉和完全不同于农场妇女的韵味，
给人以高贵感。她的围巾是折成三角盖在头上的，在下巴那儿系
了个结，但就这种样子，头巾也没有掩盖住她的天生的丽质——我
们见到的农场妇女都因为风吹日晒而脸庞上的毛细血管很丰富，
脸蛋儿红得像要冒出血津来，而她的脸非常白皙；把缺口堵上后她
累得直喘粗气，她的脸上才显出淡淡的妃红色。她的前额很突出，
眉骨也很突出，这使她的眼睛陷得很深。她的眼很大，一眨一眨的
时候显得很有神采。在过了好多年以后的今天，从电影里看到那
些有个性的广告模特的眼睛，我就想起她的眼睛。她的鼻子直溜
溜的，鼻子还有点尖。嘴唇丰满，唇线很清楚，她的嘴唇虽然因刮
大风而沾上了尘土，当她用舌头舔一下之后，它就湿润而且色泽鲜
艳，拿今天的话来说很性感。但是她的眼睛她的脸显出冷冰冰的
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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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赤佬
　　　　这是堵完了缺口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我就坐在对
面的渠堤上。
　　　　这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我们坐着休息的时候连长走过来
了，我怕连长说我们坐着不干活，喊了一声，干活！站起来！芮琴
却瞅了我一眼，大声说：
　　　　坐下！歇一歇再干！
　　　　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讥讽的神情，似乎对我在连长面前的
表现很不满意。她的举动和其他移民真是不一样，其他移民一见
领导就满脸堆笑，对我们支边青年也是巴结和客气得很。连长走
到跟前了，她看也没看连长一眼。
　　　　这天我对她的印象很好，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大约三十
岁。她还很有个性。但是这种印象弄得我对她的看法很矛盾，因
为我耳朵里听到的和以后进一步了解到的她不是个正经女人。她
于1958年移民来河西，1960年困难时期，出卖肉体换粮食吃。男
人们给她一个馒头，或者半斤粮票，她就在干活的麦田里或者地边
的水渠里躺下来，脱掉裤子。困难时期过去以后她还和别人搞不
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个和我一起来的支边青年说，有一天夜里浇
水，他从地里回来，看见姚子成偷偷摸摸进了她的房子。姚子成是
什么人？姚子成是解放前上海滩一家妓院的保镖，他现在的老婆
就是妓院老鸨赏给他的妓女。姚子成是城市贫民，实际是个毛主
席说的流氓无产者。解放后他在上海没有正当职业，1958年上海
“支援”大西北移民时积极报名，被街道派出所任命为那一列车移
民的大队长。来河西后在一个生产队当副队长。他鱼肉上海老
乡，困难时期糟踏了不少妇女。
　　　　芮琴是个很孤傲的人。在路上和人相遇，你要是不主动和她
打招呼，她就视而不见地和你错肩而过。你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
大大的忧郁的眼睛冷冰冰地看着你，脸上平静得无任何表情。她
走在路上目不斜视，直溜溜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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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连队的青年们给她起个外号冷面桃花，真是恰如其分。
　　　　芮琴为什么是这么个冷冰冰的人呢，她怎么不结婚呢？她为
什么这样堕落呢？支边青年们都想解开这个谜。因为她太漂亮
啦，在连队太引人注目啦，人们为她惋惜。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
就是移民们也说不清楚。他们说从她来到河西的那天她就是冷冰
冰的，她不交朋友，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她的过去。
　　　　1965年夏季，我跟着连队的拖拉机往场部送粮食。一天，我
们在仓库前等着粮食过磅入库，我喊着问仓库管理员还有多少时
间才能轮到五连。一辆小宛农场的卡车来我团拉粮——小宛农场
是个新建的农场，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在仓库门口停着，听见
我说话，卡车上跳下一个人来，问我是五连的人吗。我说是，他便
向我打听起一些人的情况。他说他在原来的五队当过几年书记，
在我们支边青年到来之前调到新建立的小宛农场去了。在粮仓附
近的一棵白杨树下，他对我讲了他所了解的芮琴。
　　　　芮琴原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1955年毕业于上海复日．
大学。当老师不久就遇上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反右斗争中和她同
一教研室的一位老教师有右派言论，学校党支部组织教职工开批
判会批判帮助这位老教师。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党支部书记说，今
天的会开得不错，就是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这时芮琴发言了，说
我认为老教师说的话没有什么错误，不该批判她。过了几天，党支
部书记宣布右派分子的名单，她和那位老教师都定为右派。芮琴
听到这个决定一下子晕了过去。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校长又找她
传达党支部决定：上海市要往大西北移民，党支部决定她去，只要
她服从党支部的决定，就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她当时回答：我
认为我不该当右派，但是大西北寒冷，这帽子我还是戴着吧，可以
暖和一点儿。听说她去大西北，丈夫便和她离了婚，她带着不满周
岁的儿子毅然登上了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