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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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
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
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
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
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
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
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
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
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
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
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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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
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
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
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
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
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
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
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
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
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
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
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
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
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
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
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
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
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
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
西显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
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
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
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
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
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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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
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
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
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
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
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
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
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
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
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
夹边沟关了三干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
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
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
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
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
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
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
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
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
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
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
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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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
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
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
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
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
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
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
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
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
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
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
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
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
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
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
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
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
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
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
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
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
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
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
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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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五十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
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
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
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
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
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
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
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
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
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
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
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
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
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
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
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他姐家落户抢‘r他的
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
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
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
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
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
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
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
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
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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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
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
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
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
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
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
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
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
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
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
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
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
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
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
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
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
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