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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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
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
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
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
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
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
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
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
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
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
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
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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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
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
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
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
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
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
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
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
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
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
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
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
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
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
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
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
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
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
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
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
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
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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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淘记事
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
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
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
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
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
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
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
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
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
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
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
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
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
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
……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
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
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
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
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
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
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
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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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
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
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
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
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
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
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
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
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
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
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
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
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
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
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
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
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
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
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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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
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
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
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呜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
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
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
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
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
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
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
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
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
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
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
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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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
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
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
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二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
二斤。我父亲还说……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
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
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九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他:啊,九十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九十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
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
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
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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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呜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
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呜
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
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
体瘦得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