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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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
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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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
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
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
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
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
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
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
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
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
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
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
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
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
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
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
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
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
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
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
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
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
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
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
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
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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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
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
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
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
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
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
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
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
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
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
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
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
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
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
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
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
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
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
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
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
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
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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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的。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
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
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
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
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
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
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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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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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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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