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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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
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
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
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
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
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
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
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
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
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
……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
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
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
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
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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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医生的回忆
A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
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
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
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
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
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
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
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
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
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
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
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
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
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
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
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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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
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
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
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
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
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
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
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
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
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
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
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
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
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
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
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
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
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
——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
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
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
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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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
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
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
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
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
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
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
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
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
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
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
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
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
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
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
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
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
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
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
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
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
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
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
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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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
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
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
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
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
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
——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
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
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
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
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
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
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
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
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
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
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
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
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
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
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
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
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
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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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
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
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
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
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
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
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
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
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
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
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
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
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
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
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
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
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
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
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
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
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
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
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
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
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