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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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
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
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
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
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
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
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
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
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
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
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
了十工农场，厂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
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
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
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
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
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
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
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
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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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
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
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
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
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
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
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
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
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
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
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
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
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
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
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
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
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
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
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
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
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
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
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
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
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
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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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
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
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
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
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
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
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
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
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
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
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
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
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
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
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
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
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
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
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
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
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
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
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
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
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
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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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
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
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
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
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
“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
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
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
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
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
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
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
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
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注1）原粮不能提
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
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
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
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
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
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
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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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
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
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
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
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
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
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
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
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
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
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
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
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
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
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
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
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
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
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
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
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
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
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
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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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
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
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
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
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
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
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
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
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
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
明水，他又出�
